雍熙五年春二月，龙抬头，率领众臣在京畿郊外完成了开年“第一锄”的皇帝刘旸心情看起来不错，看着那一大片被权贵们翻整过的田土，刘旸会心一笑，这大抵是继位五年以来，他露出的最释然的笑容。
刘旸在继位以来，很多表现都在向世祖皇帝早年看齐，这躬亲视事，挥舞锄头，以为表率，则是其优良作风表现中的一种，从登基以来，每年如一，从无懈怠。
就这，刘旸仍不满意，已然对左右吩咐了，等来年要择一地做些更实际的事情，实地实操与农民一道劳作，如此方能真正体现出他与朝廷对农事的重视，而不是仅仅做些表面功夫。
对于农桑耕织事宜，刘旸是异常重视，他深知这是立国之本，固业之基，没有足够的粮布产出，大汉将寸步难行，民乱骚乱依旧会无穷尽。
彻底解决大汉百姓的吃饭问题，刘旸没有这等奢望，毕竟那是连世祖皇帝都没能做到的，他何德何能。但是，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为国家百姓做些事情，努力发展生产，积累粮布盐茶，却是刘旸力所能及，也一直践行的事情。
因此，在过去的几年里，刘旸除了在吏治、法治、税改三事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改革之外，最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农事上。
为了劝课农桑，刘旸连续三年发出《劝农令》，要求各地官府务必保证农村正常秩序、农业正常发展，保证不误农时只是最低的要求。
钦天监提前半年就要把下一年的皇历编写好，然后刊印发往全国各道府州县，以便指导各地农户因地应时生产。农耕时节，遇有生产困难，属地官府需提供不仅限于粮种、农具、牲畜在内的赈贷……总之，要尽可能保证给农牧渔民一个安定平稳的劳作空间。
很多政策，都只是帝国时代下的基本操作，世祖时期已然有充分的经验，而比起世祖时，进入雍熙时代后最大的不同，或许就是监管力度的提升。
每到农时，刘旸都会从京畿诸部司抽调干员（不只是御史），分赴全国各道州，进行农业生产监督巡视，被地方称为“农巡”。
虽然对大汉帝国一千三百多个县来说，区区一二百人的“农巡”根本无法完全覆盖，便是逛到了很多也难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朝廷的态度也在这种空前的巡查力度下传达到了，地方上官僚职吏在做事时，起码能多些觉悟与警醒。
同时，对于官僚犯罪，尤其在农事方面犯罪更是采取从重从严的处置态度。
雍熙二年秋冬，朝廷曾就各地常平仓、义仓亏空问题，进行过一番纠察。爆发出了不少问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以“农事”为由挪用，最终用在农民身上的寥寥无几，很多实则最后都变换为钱财，落在贪官污吏的手中。
有些地方官僚就是这般肆无忌惮，而不管怎么看，似乎都是农民最好欺负，也更容易伸手。对于二仓的检察，也逐渐演变为朝廷吏治整顿中的一项大举措。
不过在具体落实时，却显得很谨慎，只把一批罪行重大、贪墨数量巨大的官员给处置了，以儆效尤，至于余者，只是小惩大诫，内部警告。没办法，朝廷正多事，内外正不安，在许多事务的处置上，刘旸都不得不多一分谨慎，有些妥协不是软弱，而是明智的选择。
但是最近两年，情况又有所变化，随着权威渐固，在有些“底线”的问题上，刘旸也越来越强硬。
就比如在农事问题上，他或许没法阻止所有权贵官僚伸手，但凡是敢于伸手的，一旦发觉，必给你斩断。而胆敢欺农虐民者，更无容情，必以严刑处置。
很多时候，是不能仅凭印象看待一个人的。就说世祖皇帝吧，给臣民的印象素来是凉薄苛刻，喜怒无常，杀人无数，因此让人敬畏。
而刘旸，从小到大，都是以一副温文尔雅、谦和宽仁的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登基之后，慎刑少杀，更成为了他的一个新标签，是他雍熙之政的理念。
然而事实，绝非如此，不算蜀乱这种的叛乱伤亡。以大汉《刑统》为指导，若对开宝、雍熙两朝的“年刑杀率”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在刘旸时代，官吏百姓犯罪，死刑率要远高于世祖时代。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世祖皇帝并不把罪犯当人，一般通过刑徒营抑或流放海外的办法来榨取剩余价值。
而刘旸却在长期的观察与实践中发现，世祖皇帝的做法，于小民太过，容易激起民怨，与权贵却太轻，因为不管是在刑徒营，还是在海外，他们总是有办法逃避那些苦难，逍遥着结束刑期，然后继续违法犯罪、作威作福......
这也是刘旸上位以来，便迫不及待地对刑徒营进行改革的原因，不过，在“调合”一道上，刘旸堪称集大成者。他的改革，并没有废除刑徒营，对其利处依旧在发扬，只是在对刑徒的政策上进行了一定调整。
比如，“提高”了服役刑的标准，该杀的，直接依《刑统》斩杀，不用再送到刑徒营“受苦了”。
于是很多权贵就发现了，贪污腐败、作奸犯科的成本在不知觉间提高了，若是过了，不再有刑徒营与诸封国作为缓冲了。很多情况下，死并不是最让人畏惧的，最让人惊惧的，是皇帝学会了世祖皇帝早年的另一招，官员犯罪，会影响到后代子孙的前途：直系亲属，三代之内，不得录用。
种种手段施展下来，天下的权贵官僚们是被刘旸给压制住了，至少明面上不敢再兴风作浪。
于是，大汉帝国的政治清明了，社会环境、治安渐好了，各项生产有序进行，每年的钱粮税收也稳步增长，哪个尤其是过去的雍熙四年，从财政司的统计上来看，其水平已然恢复至开宝十八年前后。
要知道，开宝十八年，那可是世祖皇帝“开宝盛世”的巅峰期。这样的结果，便是刘旸也有些不敢置信，然而，真要深究原因，还能有几个为什么的。
首先就与世祖皇帝打下的雄厚基础分不开关系，其次更刘旸的大力整顿有关系，这一点尤其重要，一个健康稳定的环境，对于大汉百姓经营产出的促进作用实在太大了。
还有刘旸不事折腾，厉行节俭，坚决坚定地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也是重要原因。
最后嘛，或许就得提一嘴税改，不管最终的结果有多少妥协的成分，当中枢与地方达成和解与共识，新制下的税入，就是要高一些。
可以说，在刘旸的统治下，短短数年时间内，大汉帝国已然换了一幅面貌，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健康”状态，迈向一个物质丰富、文化繁荣、军事强大的盛世。
虽然才开个头，但是朝中已经有不少官员提出“雍熙盛世”的概念，不管是逢迎皇帝也好，还是对刘旸这个皇帝的真心认可服从也罢，总之，进入雍熙五年的大汉帝国，形势一片大好。
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皇帝的刘旸，心情自然是不错的。
不过，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正当刘旸与宰相、财政使张齐贤讨论起农务之重，以及在朝中屡起争议的“农官之争”时，一则噩耗传来了，内阁大学士、太傅李昉薨了。
李昉是病死的，年纪大了，有点病痛是很正常的事，从去年秋便染疾，一直在家休养，却没想到，养着养着，给养死了。
对于李昉，刘旸自然是感情深厚，毕竟从他当太子开始，君臣师徒之间的情分便开始了，那是几十年积累的信任。而一直以来，李昉对于刘旸，也突出一个“忠节”，屡次因为太子的事在世祖那里受委屈，但从来是甘之受之，太子迫于形势不敢为其说话而产生愧疚之情事，还是李昉反过来劝慰他......
若说刘旸视李昉如父，那的确是过了，但对李昉的那份尊重与信任，却是丝毫不打折扣的。因此，闻李昉之薨，可想而知刘旸是何等心情。
不过，闻泰山崩而色不变，这是刘旸经历无数锤炼出的心理素质，因此面上并不能看出什么来，只是在下令返城后的第一件事，刘旸选择了去李昉府上。
曾经还是太子时，刘旸见过无数次世祖皇帝哀故人凋零，叹岁月无情，当时只是陪着感叹，这些年也见多了生死，然而到今日，站在太傅府灵堂，站在李昉的棺椁前，刘旸方才隐隐体会到当初的世祖皇帝是怎样的感受。
郑重地朝着李昉的棺椁拜了拜，刘旸问道：“李师辞世前，可有什么话留下？”
眼下在太傅府中主持事务的，乃是李昉的三子，秘书郎李宗谔，这是的李昉最出色的儿子，进士出身，靠才干任官，不像其他几个儿子，徒以家世荫补，在地方做着一些州县级佐官。
闻皇帝问，李宗谔悲伤难以，泣声道：“回陛下，家父临终前，别无交待，只道生逢圣明之主，此生无憾，含笑而逝......”
“这样的交待，却也不失为一种安慰！”刘旸闻言不禁唏嘘，感伤地说道。
虽然李昉家里并不拮据，但刘旸还是特地让少府拨款500贯，贴补丧事之费，这个数目，对刘旸来说，已经很大方了。
而给李昉身后哀荣中最重的一项恩典，则是刘旸追赠其为“饶国公”，即便这只是追封的虚衔，甚至连俸禄都不用出，更别提传承了，但也足见皇帝对李昉的追怀。
当然不会忘记了他的子孙，所有儿子都有适当的升拔，尤其是秘书郎李宗谔，升任知制诰，这是个靠近大汉权力中枢，位卑而权重的官职。
春风送暖，伴着无限风光，却带不走刘旸心头的淡淡感伤。垂拱殿内，刘旸斜倚在软椅上，手里翻阅着一本书册：《文苑英华》。
这是由李昉带头，率三馆学士、博士们共同编纂成书，辑南朝梁末至当朝开宝时期诗文，共1150卷，这也是李昉这几年的重点工作。
不管是沽名钓誉也好，还是其他原因，从开宝时代起，朝廷便敕重资，延揽博学，编纂大书。
比如成于开宝中期的《开宝总类》，那是一本包罗万象，堪称当代百科全书的鸿篇巨着；又比如记录了诸多轶闻琐事、神仙鬼怪、名物典故的小说集《开宝广记》；
还有便是这本《文苑英华》，与前两者，合称开宝时代“三大部书”。
《文苑英华》最早成书于开宝晚期，不过当时诗文记载只到唐末，不过等刘旸继位之后，又下令增纂，将“三代十国”到高祖、世祖期间的优秀诗文一并录入，到去年初方才成书。
对诗文，刘旸并没有太多研究，他从小学的，都是怎么治国理政、怎么当太子半君的实用学问，不过，并不妨碍他翻阅，也算是对李太傅的追怀。
不过，翻了翻，刘旸却发现问题了，抬眼问时候在身边的内阁学士王旦：“为何不见太傅的诗文？”
对于此事，王旦显然知情，道：“禀陛下，李公谦怀，以自己才学不足，诗词庸俗，难登大雅之堂，更不敢与先人并列，因此拒绝在《文苑英华》上登载诗文......”
听到这样的解释，刘旸却摇了摇头，道：“太傅自谦是一回事，然若太傅诗文都不录入，让其他人情何以堪？将太傅的诗文也添补上吧，否则，岂不显得我大汉无人，不能与唐相列？”
“陛下所言甚是！”王旦当即应道。
沉吟了下，王旦主动拱手道：“陛下，还有一事，请陛下示下！”
“讲！”
王旦道：“太傅薨后，《世祖实录》之编纂，还需另择人主持！”
《世祖实录》，光看名字就知道是本怎样的书籍了，当然，一直是在编写的，只不过世祖在世时，总是多些顾忌，因此，刘旸登基后，关于《世祖实录》的整理编写，也提上了日程。
要知道，世祖统治了大汉整整四十五年，这么漫长而稳定的时间里，发生了太多事，各种记载也浩如烟海，即便有一份已经写了几十年“草稿”，但要将之汇编成书，需要耗费的时间、人力、财力也是巨大的。
这件事，还是由李昉作为总编，主持把控进度，但到死，还未成书......
对于《世祖实录》的编纂，刘旸当然也是格外重视的，在他的眼里，世祖身上有太多东西值得他学习了。如今，已然无法言传身教，就只能在历史的记忆里，去总结揣摩了。
因此，只稍加考虑，便吩咐道：“以集贤殿大学士柴禹锡为《实录》总编，另赐内阁大学士，御前顾问！”
“是！”
进入雍熙时代后，大汉帝国才真正进入到一个文化盛世，这是由皇帝的好恶决定的。世祖皇帝虽然尊重文臣，尊重学问，但对于传统士林总是带有一种鄙夷的态度，而且常有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作为与政策。有的时候，甚至让人不敢说话。
相比之下，刘旸就要宽和多了，即便他也是个实用主义者，但还能维持一个体面，对传统士林至少有个“公正”的态度。
这，也是雍熙皇帝比世祖皇帝名声要好的原因。再加上，稳定的社会秩序，经济的活力，清明的政治，也必然带来文化上的大繁荣。
从雍熙三年起，另一本政事历史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也开始编纂了，垂垂老矣的内阁大学士徐铉，仍撑着一把老骨头，挂着总编衔。
不只是编书这种政策性活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在京中也可以看到一些极其明显的变化，各类诗词文章多了，各种文会多了，更重要的是内容，不只是风花雪月，歌颂盛世，敢于议政，且言之有物的也多了......这些，在世祖时代，是很难出现的，即便有，也多隐晦，除非是像柳开、王禹偁那般走务实求是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