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四年七月，南居益再次组织第四次进攻。荷兰人请求投降，并承诺归还澎湖岛。战前指挥官孙国祯同意了。七月十三，荷兰人搬运岛上物资上船，驾驰十三艘船离岛而去。
“乞缓进师，容运粮米上船，即拆城还城。孙海道恐攻急，彼必死斗，不如先复信地，后一网尽之为稳，姑许之。夷果于十三日拆起，运米下船，止东门大楼三层为旧高文律所居，尚留恋不忍。
乃督王梦熊等，直抵风柜，尽行拆毁。夷船十三只，俱向东番遁去。我师犄角扎营，防其复回。”
虽然，澎湖之战以福建水师的惨胜告一段落，但阻止不了荷兰走私集团对暴利的追求。就在澎湖之战当年年底，荷兰商队在后援的支持下，再次入侵并占据了台湾。
此时的大夏师老财匮，根本无力驱赶荷兰人，只能望洋兴叹。反而是民间海盗势力郑芝龙屡屡打击荷兰人。后来，郑芝龙死后，其子郑成功继承父业，大举进攻，驱赶荷兰入侵者，收复了台湾。
然而，倭寇首领汪直也好，海盗首领李旦、郑芝龙也好，荷兰商队也罢，其本质都是海上走私集团，都是海禁政策催生的产物。
无独有偶，大宋时期设立博买务，只许官方垄断，禁止民间私卖茶叶等商品。茶贩王小波、李顺揭竿而起，武装起义。
在与官军的激战中，王小波被冷箭射死，但起义军又推王小波的妻弟李顺为领袖。李顺率农民军攻占成都，建立大蜀政权。大宋朝廷不得不调动全囯兵力来对付大蜀政权。
虽然，茶贩王小波、李顺起义历经两年多，最后被镇压，但也让大宋朝廷不得不做出让步，取消了博买务。禁海催生了倭寇、海盗，禁茶引发了茶商、茶农起义。
同样可推，倘若禁止民间猪肉、水果贸易，一样会引发猪盗、果贼暴动。
倭寇、海盗的士兵来源虽然复杂，但其首领绝大部分都是大夏沿海的汉人。如汪直，“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如郑芝龙，“八闽以郑氏为长城”。
在很长时间里，大夏正规军是打不过汪直、郑芝龙这些大倭寇、大海盗的（戚继光除外）。其主要原因就是海外贸易的利润太大了，这让汪直、郑芝龙有源源不断的金钱来招兵，买船，买炮。
以郑芝龙为例，他在巅峰时期拥有战船一千多艘，商船三千多艘，兵力近十万，其中有汉人、日本人、朝鲜人、东南亚人、非洲黑人等。连当时的世界第一的海上霸王荷兰来到大夏海域，都得喊他一声大哥。
但换个角度来说，假如大夏帝国开放沿海通商口岸，合理收取关税，不但能让倭寇、海盗势力逐渐冰消瓦解，还能充实干瘪的囯库，何至于大夏君臣整日为军饷愁眉苦脸。
海禁政策到底给大夏帝国带来什么好处，不得而知。
但海禁带来的苦果是显而易见的。税收上，帝国失去了丰厚的关税，财政压力日增；经济上，海禁抑制了贸易活动，进而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军事上，海禁催生了汪直、郑芝龙等海贼王。
若不是郑芝龙父子有深厚的家国情怀，不但不与大夏朝廷为敌，后来接受了熊文汕的招安，反过来帮助朝廷肃清其他海盗势力，驱逐荷兰人。那么，郑氏集团将会在倭寇之乱后形成新的海盗之乱。
孙承宗督师辽东后，改变了以往靠客兵守辽的做法，主张收拾人心，招募辽民为兵，进行训练后逐渐代替客兵。
“今天下急务，在收拾人心。”
“盖安辽人，即所以安天下也。”
“凡客兵利速战，主兵利久守。今关城合秦、晋、川、湖、齐、梁、燕、赵之众，尽客兵也。五方乌合，额饷而外不能加毫末于身，而责其捐坟墓，弃妻子，固结于我，已自为难。
而况粮料不继，即其继也，能固结于我，不逋不哗，而坐食便自坐困。竭天下物力，每岁养十数万坐食之人，事久变生，师老财匮。”
在孙承宗之前，所有辽东分公司总经理都是要求兵部调各地客兵援辽。然而，各地客兵能救辽吗？不能。几年来，数十万客兵一波波援辽，然而大夏是逢战必败，国土面积是越打越小，财政是越打越穷。
天启元年二月，礼科给事中王志道就上疏朝廷，抨击过分依赖客兵的辽东用兵方向，认为自古以来守边名将所用之兵主要来自边地，如今战事吃紧，本地辽兵少，可以暂调客兵。
但时间一久，援辽客兵思乡情重，逃亡不断，再不招募辽人入伍，加以训练，逐渐淘汰士气低迷的客兵，数年之后辽东将无兵可用。而更早一点的万历期间，兵部就批评熊廷弼不懂收扰人心，招募辽人入伍。
而真正实施“以辽人守辽土”，逐渐让边地辽人成为主力的是从孙承宗开始的。事实上，孙承宗督师期间，大夏朝廷也没有能力再向以前那样大规模调兵入辽了。
一是鲁地、楚地相继叛乱。特别是楚地的形势十分严峻。兵部、户部已经按照二十万兵，年饷三百万的标准去组织剿匪了。
吏部尚书赵南星曾指出，“天下之最可患者，莫甚于民之作乱，而夷狄次之。”
事实上，大夏帝国一直以来最大的问题在于内部矛盾无法调和，而不在于外敌。
二是各地也没多少兵力可调动。有些地方已经调过九次兵援辽了。再调下去，当地巡抚别说维持秩序了，搞不好连自己内裤都要被乡民扒了。
长期以来，大夏帝国之所以调客兵入辽，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希望以兵力上的绝对占优，尽快结束战争，最好是两年内。正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战争是最烧钱的。大夏帝国的想法不错，但明显低估了努尔哈赤的实力。
二是熊廷弼一派认为辽人更倾向大金，不可用。这派说法也是有依据的。比如辽人出身的李永芳在抚顺之战中便献城投降，后来率一万辽人跟随努尔哈赤进攻大夏。
为什么有一部分辽人甘为敌所用。因为自高淮乱辽后，辽人痛恨大夏在辽地的黑暗统治，痛恨朝廷无休止地对辽人过度的剥削。
御史毕佐周曾将辽人对朝廷的仇恨总结为“四大恨”。
“军兴以来，援卒之欺凌诟谇，残辽无宁宇，辽人为一恨。军夫之破产卖儿，贻累车牛，辽人为再恨。至逐娼妓而并及张、刘、田三大族，拔二百年难动之室家，辽人为益恨。至收降夷而杂处民庐，令其淫污妻女，侵夺饮食，辽人为愈恨。有此四恨，而冀其为我守乎？”
自辽东兴兵以来，不少援辽部队军纪败坏，把朝廷派来援辽的怨气撒在辽人身上，欺凌辽民，对辽人“相待如仇敌，远逐之为快”。
时有时无的微薄军饷让辽地军户在荒年不得不卖掉家中车、牛过活。可靠卖掉车、牛后，往后的生活就越发艰辛，最后不得已，只能卖儿卖女来活下去。
当地的张、刘、田三大望族歌妓婢女成群，田地无数，家财万贯，而社会底层的辽人往往一辈子难以成家。
一些投降大夏的蒙古人、叶赫女真人居然侵夺辽民的饮食，淫污辽民的妻儿，而大夏朝廷对此听之任之。
毕佐周在奏疏最后问了一句话，“冀其为我守乎”，令人深思。可这份奏疏报上去后，大夏皇帝没有任何回应，如石沉大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高淮乱辽后，大夏朝廷在辽地实施的恶政一步步地把底层的辽人逼向异族他乡。辽兵哗变，辽民逃亡习以为常。
时任蓟辽总督的梁梦龙在向朝廷上报的奏疏中写道：“自灾虏频仍，军民逃亡者半。”
御史翟风坤也向朝廷指出，“我辽民以役重差烦，至于无可奈何，愿随女真去，将来之忧方大耳。”
辽地社会矛盾的恶化，努尔哈赤也看得清清楚楚。
努尔哈赤还屡次向儿子们指出，“往者，尔大夏国富人，占地甚广大，其田雇人耕作，所获粮米，食之不尽，而粜之。贫民无田无粮，买粮而食，一旦财尽，沦为乞丐。富人与其囤积粮财，以致朽烂，徒行贮藏，不如瞻养乞丐贫民”。
“大夏帝政法不明，纵容太监敛取民财，众官亦效法其帝，皆搜括民财。奸诈之富人行贿可以豁免，正直之贫民无则陷于苦难”。
敌人把你的致命处看得明明白白，而你却对敌人的情况一无所知。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边地辽兵、辽人开始向建州女真地区大规模逃亡。以开原为例，辽兵逃亡了一半。“二十五年，开原额军士一十万陆仟九百余名，今役止六万余名，其间，且多老弱。”
辽地民间传唱着这样的歌谣，“辽左有三患，而建夷不与焉”，“生于辽而走于胡”，“若不罢税，达子就是我投主”。
而歌谣中“建夷”、“胡”、“达子”等戏谑之词均是指建州女真人。若不是逼不得已，谁愿意向北方苦寒的建州地区迁徙。是大夏在辽地腐败且黑暗的统治，一步步将辽人推向异族的怀抱。
在建州地区，辽人的生活尚能温饱；而在大夏统治区，辽人和其他地区的百姓一样，要承担起这个帝国的所有支出，包括国家的赋役、皇族宗室的供养、贪官污吏的盘剥、地主的田租，除了破产别无出路。
实际上，辽人作为边疆之民，习武成风，具有很强的军事作战能力。自古以来，中原王朝最精锐的部队士兵大都来自边民。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在不同条件下，边民可以成为守护边境国门的坚盾，也可以成为刺进帝国心脏的利剑。
几百年前，同样是边民的长白山人就上演前倨后恭的一出戏。当大隋帝国要招募边民征伐高丽时，王薄让人传唱歌谣，号召边民纷纷起义，对抗大隋王朝。
这些歌谣是这么唱的，“要抗兵，要抗选，家家要把铁器敛，敛起铁来做成枪，昏君脏官杀个光”。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地死，斩头何所伤”。
可是三十年后，同样是招募边民征伐高句丽，昔时造反地区的边民却“踊跃而从”，争相报名参加大唐军队，奔赴辽地作战。
大隋、大唐两个中原王朝在短短三十余年内，两次征伐高句丽。但边民对大隋、大唐两个中原王朝的态度却值得后来者反思。
对大隋而言，边民是“乱臣贼子”；对大唐而言，边民却是“边地良家子”。而名将薛仁贵正是其中的“边地良家子”，在征伐高句丽中一战成名，率领边民从辽地杀到天山，成为大唐帝国的定海神针。
是什么原因让这些边民前倨而后恭。道理也很简单，这些边民遵循“投桃报李”的原则。若中原王朝厚爱边民，他们自然甘愿为帝国冲锋陷阵；若中原王朝骑在边民头上作威作福，他们便刀锋倒转。
“君之视臣手足，则臣视君如心腹；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如寇仇”，两千年的孟子提出的君臣关系同样适用君民关系。
长白山的歌谣尚余音绕梁，但千年之后的大夏君主们却早就忘却了前车之鉴。大夏王朝后期，经济在发展，税收却收不上来，财政入不敷出。大夏皇帝不但没有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反而派出太监高淮，借矿税名义进一步榨干辽人。
“誓食淮肉”的呼叫声一浪高过一浪，但始终叫不醒睡着的大夏。时隔千年，大夏的辽地边民和大隋的边民遭遇何其相似。其中差别不过是大隋边民选择了“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而大夏边民选择了“生于辽，不如走于胡”。
辽人中其惨的莫过于军户了。大夏王朝一方面要辽地军户守护国土，一方面要辽地军户屯田，又将苛捐杂税徭役摊派在辽人身上，造成辽人终日劳累，却倾家荡产，荒年时卖儿鬻女。
悠悠天地，山海关内，庙堂之上，不知有几人知辽人之苦？
今日辽地多逃亡，有奸细，曰辽人不可用；明日鲁地、楚地多叛乱，曰鲁人、楚人不可用；他日若闽地海盗兴乱，又曰闽人不可用。
数年之后，有何处人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