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春归。◇↓頂◇↓点◇↓小◇↓说，..襄阳南大门，在时断时续的阴绵春雨中，韦斯汀、河弥德、骆尼阁三位耶稣会的传教士，连同沈容、刘济源l两位虔诚信徒，在十几个强壮有力的信徒陪伴下，终于上路了，离开他们呆了小半年的襄阳，向着湖南，向着更南方的广东挺进。这让韦斯汀、河弥德、骆尼阁三位耶稣会的传教士心情十分舒畅。
他们三人中最早的来到中国澳门的韦斯汀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年时间，最短的骆尼阁也有十五年时间，他们三个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韦斯汀甚至还会说广东的粤语和南京官话。在这个时代，每一个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可是比七八十年后踏着他们的旧迹走进中国的后辈们要高尚的多。因为这个时代的传教士只是很单纯的传教士，没有那么多的鬼鬼道道，至少他们的心没有那么‘大’。
西方传教士在满清开国初期经历了南怀仁、汤若望几人的短暂辉煌之后，随着康麻子的龙颜大怒顿时损失严重，等到雍正初期的二度禁教来到，耶稣会几乎全面退出了中国地方，除了澳门这个巢穴外只剩下北京城里还有点颜色。到了乾隆中叶，耶稣会也远远没有恢复起原先的势头。
但是你不能不说这些人的韧性绝对是一流。随着乾隆时代的到来，中国对于耶稣会关闭的大门又缓缓露出了一丝缝隙，成际理、梁弘仁、魏方济、【奥地利籍】南怀仁等人在徽州府婺源县、池州府、淮南府、太平府芜湖县、滁州直隶州、泗州五河县等六个府州县建立教堂多所，吸收信众；与西洋传教士配合，徽州信徒姚若翰到江苏海门、池州石埭教徒沈容各赴湖北谷城传教。
当沈容在偏僻没落的谷城沈垭教堂重新挥洒耶稣会的荣光的时候，前有石若翰、南怀仁，后有韦斯汀、河弥德、骆尼阁，耶稣会的传教士接踵而来，并且真的在湖北襄阳府的谷城重新站稳了脚跟，鼎盛时候会众多达千人。但这一切随着陈鸣的崛起，随着复汉军对湖北的进攻，一切飞灰湮灭。
谷城当地对耶稣会十分仇视的地主豪强，在复汉军到来之前，就驱除了韦斯汀、河弥德、骆尼阁和沈容、刘济源等人，他们依仗着自己手中武装起来的佃户，后者无奈之下只能逃避襄阳城。
陈鸣在两度屯兵襄阳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襄阳城中赫然还有一批传教士和信徒。
现在复汉军主力部队南下了，只在武汉三镇留下一小部分人在跟清军对峙，湖北中西部的广大地区的混乱和无秩序，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慢慢消散了。
韦斯汀、河弥德、骆尼阁三人立刻决定走人。因为襄阳城实在让他们感到厌烦，在待在这座城市的几个月时间里，他们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一丝关照，骆尼阁差点都要病死了。这座令他们厌恶的城市里那些愚昧愚蠢的医士，竟然因为骆尼阁教士是外国人而视为妖邪，拒绝为这位天主真诚的仆人诊治。
骆尼阁是命大，被懂得一星半点儿中医的刘济源给瞎猫撞上死老鼠的救活了。可在这三位传教士的心中，整座襄阳城都是邪恶的。
所以，韦斯汀、河弥德、骆尼阁对襄阳这座城市毫无一丝的留恋。如果有选择，他们一刻钟都不想在襄阳城待下去，但是他们没有选择。
有中国鞑靼人的官方军队在驻守的襄阳城是小半年来湖北最为安全最幸运的所在。没看到荆州和武昌都沦陷了么。韦斯汀、河弥德、骆尼阁三个在中国待了这么长时间，可是很清楚驻防八旗将军与总督大人的权势的，更知道这两座城市的影响力和重要性。
毕竟一个香山县的县令都能对着澳门吆五喝六，葡萄牙人对于两广总督和广州将军的权势，认知非常非常的清晰。
当他们一行远离了襄阳城池之后，一连串的抱怨从韦斯汀、河弥德、骆尼阁三人口中喷出。当然，这三位也都是要体面的人，再喷也不会破口大骂。抱怨与咒骂是两回事。尤其是当着沈容、刘济源等人的面。
细雨之中，一天的时间并没有让他们赶多远的路。
几个月的兵荒马乱，用去了他们太多的钱财，从襄阳城出来的他们只买了两辆驴车。所以他们走不快，韦斯汀、河弥德、骆尼阁、沈容和刘济源，五个核心加上十多个虔诚的信徒，小二十人不是两辆小驴车可以承载的。两辆小驴车内装载的更多是帐篷、铺盖、粮食和衣物。
从襄阳城一路南下，他们也正式见到了战争带来的破坏。韦斯汀他们可是很清楚这个时代中国的富饶的。这个人口比整个欧洲都要多的帝国，每一个呼吸之间都能创造出巨大的财富。
当他们从澳门来到江南，那是人间天堂；当他们从江南来到安徽，所到的地方又是安徽最为富裕的皖南和长江一线，最后他们来到谷城，这里的沈垭教堂位于谷城县城西一百五十里远，与房县接壤，座落在龙凤山、磨盘山、铜锣观三山鼎立的茶圆沟盆地西沿，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一神教教堂之一，也是整个襄阳最贫穷的地方之一。但即使如此，这里的人也多能吃饱穿暖。把这里的穷人跟西方的穷人比起来，怎么看都是中国人的生活更美好一些。
明朝末年就有耶稣会传教士开始在谷城传教，一神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和冲突。雍正元年末，礼部奏请在全国禁止天主教获准，除在京为宫廷服务的侍士照旧供职，允许在京进行宗教活动以外，其余传教士皆被勒令回国。二度“禁教令”颁布后，沿海各省率先禁止传播一神教，遂后，内地也大肆搜捕一神教徒。可以说，正是由于清廷的“禁教令”，使一神教在大城市无法立足，却在谷城沈垭这个荒僻之地辛苦坚持了下来。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传教士到谷城，为什么沈容会不辞千里的跑来传教，耶稣会在沈垭这地方本身就有根基。而陈鸣为什么没听说过这件事呢？沈垭太偏僻了。甚至说在复汉军大兵压境的时候，韦斯汀他们被地方上的乡绅地主轰走，为什么不见官府介入，哪怕只是发出一丝声音，也是因为沈垭太偏僻了。距离县城竟然一百五十里，完全湮没在大山之中。
“不知道中国的叛军对于主是什么样的态度。”
乾隆时代开启之后，清政府对于传教已经放松了严禁的尺度，但三十多年过去了，清政府却依旧没有一丝一毫要公开废除禁令的迹象，这让不少传教士十分的失望。
“不要去自寻死路。鞑靼人的帝国拥有无可匹敌的财富和力量，这些反叛者可以盛行一时，但他们盛行不了一世，他们终归会被鞑靼人剿灭。”
“千万不要涉入进去，安德略。”韦斯汀叫着骆尼阁的名字。“你要记得，上帝的荣光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只剩下最一丝光明。如果因为我们的过失而让上帝的荣光在这片土地上彻底的泯灭，我们的灵魂将永远沉沦在罪孽中……”
“不用担心，韦斯汀，我只是这么一说。不会鲁莽的付之以行动的。”骆尼阁是恨屋及乌，他万分痛恨襄阳城里的官府，所以他也痛恨起来了鞑靼人的统治。但他的头脑很清晰，他很清楚清帝国的强大。
嗯，在西方人眼中，财富就意味着强大。因为在西方，只要你有钱就不愁买不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西方人真的一点都不了解中国武备上的落后吗？两边贸易持续了那么久。可这个时候的西方人始终视清帝国为一个庞大强大的帝国。
这更多的或许是一种认知上的错误吧？就像拿破仑说的：中国是一只沉睡的狮子。
这实际上是要联系拿破仑接下的话的。滑铁卢战役的彻底惨败后，拿破仑被迫退位，不久被英**队押送到遥远的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监禁起来。在他被监禁的第三个年头，阿美士德——继乔治·马戛尔尼之后又一位出使中国的英国外交家，垂头丧气地从中国返回。在回国途中，他正好经过圣赫勒拿岛。当阿美士德听说这里正关押着名震世界的拿破仑一世时，很想见一见他，听听这位传奇人物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在征得小岛总督同意后，阿美士德见到了这位昔日的皇帝。阿美士德讲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认为只有通过战争敲开中国的大门，才能使中国的统治者明白打开国门对双方都有好处的道理。当时，拿破仑对英国的做法充满了蔑视，他对于英国用战争解决问题的提法发表评论说：“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是世上最大的蠢事。”他接着说：“开始你们可能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军事和商业设施，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他们会建造船只，用火炮把自己装备起来。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把你们打败。”阿美士德反驳说：“中国在表面强大的背后是泥足巨人，很软弱。”但拿破仑认为，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以今天看来，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拿破仑接着说：“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这句话出自拿破仑之口后，产生了极强的轰动效应，“一只睡着的狮子——中国”迅速传遍了欧洲和世界。
可这句话的本质意义是什么呢？
不是中国要经过‘觉醒’才强大，而是中国本身就拥有极强大的实力，他们只需要‘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就可以了！
欧洲人就是这种价值观点，拿破仑如此看待中国，并不是他一个人目光如炬，而是他的观点本身就代表着相当多的欧洲人的价值观。
只要有充足的财富，你就能拥有一切。拿破仑说起这句话的时候，肯定想到了自己帝国后半期财政上的棘手，而对中国的富饶充满了羡慕。他并不了解清帝国真正的国情，所以在他死后二十年，英国人就通过战争打开了中国紧闭着的大门。
韦斯汀、河弥德、骆尼阁三人现在的看法跟还未出生的波拿巴·拿破仑没什么两样。对比复汉军真的推翻鞑靼人的帝国，他们的内心中更认为清帝国会最终镇压下这场叛乱。即使是骆尼阁这个对清政府充满负面情绪的人。
“听说叛乱者的大炮很厉害，或许鞑靼人的皇帝需要第二个南怀仁，第二个汤若望……”
“那就上帝保佑。主的荣光会照耀这片大地，我们的处境会迎来巨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