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高管的离职必然要做出一系列的人事调整，现在大宋的官员成分应该说比较复杂，既有留任的先朝老臣，也有出身潜邸的家臣，还有从吏员提拔起来的官员，以及新收之地的一些降臣，出身更是不同。老臣多是进士和国子监出身；越级提拔吏员的也多是中过乡试或省试的举人、秀才；再有些新人都是这些年的几科进士。
皇帝的家臣们成分就比较复杂了，武将多是天子门生，都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可多是军旅出身。文臣尽是些失意的官员和士人，还有些是河东路学自我培养的人才，再有就是地位低下的商贾、野夫，根本没有学历，都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精英，当然也有由武臣转资者。
其中能称之为皇帝亲信的家臣们在大宋以万计的官僚队伍中只占了不到十分之一，但在赵柽称帝后他并没有大肆封赏，给这些人授予高官，而是将他们大多安排在了国家的中层和基层任职。担任高层的却都是先朝旧臣，不过这些人都是大浪淘沙几经清洗的能臣；更多的基层留任官员也都是了解民情，经验老道，治民有方的能吏。
这支队伍任谁看都是不伦不类，不能和任何一届政府相比，可赵柽却偏偏能把众多看似驴马不能同槽的人成功捏鼓到了一起，不仅政令畅通，而且高效务实。这其中有他的手段和智慧，因为他掌控着国家机器的两端，高层有人为他出谋划策，基层有既得利益的吏员和自己的亲信干臣，即使中层想阻挠也是难上加难，而他们的头上还悬着皇帝的利刃，随时可以调动军队予以镇压。
现在十年了，赵柽培养和提拔的基层官员得到了锻炼，已经有了管理地方的经验，开始逐步替代那些旧臣。而通过科举成为天子门生的进士们正好填补基层空出来的位置。按照其制定的业已成熟的程序和方式管理地方，形成了又一个循环，完成官场的新旧递换……
经过商议后，赵柽晋升许景衡为尚书省左丞，将他扶正；以吏部尚书陈公博继任尚书省右丞，跨入国家最高层；礼部尚书杨时改任资政殿大学士，负责整理国史，由国子监祭酒胡安国接任礼部尚书一职，司马朴为同知，河北安抚使张所为侍郎；调户部尚书陈遘为吏部尚书。原大同知府许宏为侍郎；调中山知府聂昌为户部尚书。太原知府乔坤为侍郎；兵部尚书张叔夜转任刑部尚书；夏州知府申松岳调任工部尚书；陈过廷为兵部尚书。赵义升上将，仍为侍郎；陈东为御史中丞；周行己为国子监祭酒；大名知府刘子安调任开封知府；刑部尚书张孝纯任燕京知府。
枢密院方面变化也不小，院使由赵仁接任，赵勇为枢密院同知；都虞侯赵礼调任河东镇抚使。由高宠接任；赵智转任河东路、燕京路、大定府路转运使，辎重司由辎重一旅统制娄乾接任；赵耻给皇帝看了两年大门后调任大宋讲武学院学监；步军司都统由柳彪接任，马军司由窦俊接任；军情司都统蒋飞调任西京留守，由尚虎接任；赵忠签书枢密院事兼任近卫军统制，雷振山升任近卫军副统制兼任扩建的特战旅统领。
中央调整完毕后，又是地方开始一轮调动，不过大家都看出来了皇帝的潜邸之臣开始步入中央高层，进入国家中枢。军队依然是皇帝的禁脔之地，其他势力针插不入。水泼不进。但一直是皇帝心腹的赵智转资为了文官担任了三路转运使让众人心生波澜，那边是对金作战的后勤基地，这个时候调任弄不好又要打啊！
而接下来的事情好像也证实了他们的猜测，皇帝下旨抽调狼将一旅两个指挥，狼翼军一旅两个指挥扩编为三个旅之军。同时新组建三个炮兵旅，皆隶属枢密院直接管辖。熟知军务的人都知道，两军的一旅都是以山地丛林作战见长，而金国腹地多山和森林，女真人的老窝更是山高林密，组建此军就是为了下一步的作战行动……
过去一提扩军都会有人上奏劝皇帝谨慎，不要重走过去冗兵的老路，赵柽也明白，现在国家钱紧，是让他省着点花，这时他都要费番心思解释。这次扩军却无人提起，痛快的安排了资金，其实这倒不是大家被皇帝吓住了，而是他们的‘觉悟’提高了，认为有必要了。
经过前些年险些亡国的教训，朝中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军费潜力是一国的战争潜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及现实来看，战争的胜负大多与一国的军费保障能力有关。最显而易见的是，军费开支的多少对兵力动员的规模有很大影响。而军费潜力的大小取决于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实力、战略储备及平时财政状况等诸多因素，也跟国家可调动的资源、对外贸易以及运输有一定的关系。
而影响军费规模的主要成分是经济实力和国土面积及安全形势，钱少的时候自然就要缩减军队的规模减少军事行动，钱多了就可以提高战备水平和武器装备的更新。同样国土面积大自然要需要更多的军队去保护，只有屁股大的地方的国家养那么多兵有什么用。安全形势不佳随时准备战争的爆发，就是没钱也要养兵，否则就只有亡国了，同样天下太平也就没有必要啦！
军费开支一直是大宋财政支出的大头，新禁军装备的是以火器和骑兵为主，在这个时代对阵冷兵器为主的敌人可以称之为倚强凌弱的非对称作战，当然也是以花费更多的金钱为代价的，扩军就意味着花更多的钱采购装备，养更多的兵，增加财政的困难。
赵柽登基后经过整编减员后军费有所下降，仅以一支普遍装备的连珠枪为例，从材料到制作所需费用都是一把弓的数倍，还不算消耗的弹药。正因为所需巨大，赵柽在上次北伐之役后一直没有再发动大的战役，就是打也是以出动一军，采用威慑为主的小规模战役。
数场对外作战的胜利，大宋的国土面积已经扩大了近一倍，也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军队去守卫，这也成了矛盾。而战场上的胜利虽然使大宋的安全形势有所好转，但是金国犹存，残辽一直希望回归故土，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对富庶的大宋虎视眈眈，吐蕃诸部也对中原怀着野心……因此安全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这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死结，而赵柽明白解决这个死结只有发展经济，只有国富民强，才能有更多的钱用来发展军事力量，同样军事力量的强大才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保证。
因此赵柽在连番大胜后果断停止了征战和军事扩张的步伐，大力发展经济，现在大宋经过数年开海加强对外贸易之后，经济的持续发展保证了税赋的增加，现在各路常平和广惠两仓都仓廪充实，国库自然也不会空着，在兴国三年税赋超过一亿贯大关实现收支平衡后，此后年年都有积累，今年更是爆发性的增加，仅夏税就达到了二亿贯。据户部统计国库中的金银和各仓存储的实物合计白银二亿两，这还不算皇帝自己的小金库，大家都一致认为不会比国库中少。
如今大宋已经成为亚洲的经济中心，周边各国甚至远达中亚和东南诸国的经济也越来越依赖大宋的市场，可以说大宋掐住了他们的经济生命线。使大宋除动用军事手段外，采用经济手段也可以制约和削弱敌对国的势力，促进地区经济和文化的融合，使通过外交手段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成为可能。
有钱了，赵柽却没有急于提高军费，而是在保证国家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储存一部分以备灾年和战争，大部分都投入到了基础建设当中。他大规模兴修水利设施，发展农业生产，治理水患；开挖运河，使东南运粮的漕船可以直达燕京地区；扩建港口，增加货物吞吐量；扩宽整修了原来的驰道，修通西到长安、北到临潢府、南到成都、东到登州的大路，密如蛛网的支路可以连通各州府。
这些钱不是白投的，不但实现了军事消息的快速传递和增强了各镇守府之间军队的机动能力，还有助于提高战备水平，增加战争保障潜力，实现了经济和军事共同发展的平衡，为强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基础建设让商贾和百姓同样从中受益，方便了商队往来促进了商贸发展，手工业和农业也得到了好处。丝绸、茶叶和瓷器、纸张、书籍是大宋外销的主要商品，而这些都是以农业为基础，经过加工生产的，不但上下游都能从中受益提高了劳动热情，而且使失地的农民多了一条生路，缓解和减少了因为土地兼并造成的国内矛盾，藏富于民也使经济不会一场战争的爆发而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