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五年（1642年）孙传庭被赦免出狱，即刻起用为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军务。初到潼关，他刚刚招募到的新兵还未及加以训练，崇祯就催命般的逼他立刻出关作战。这样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崇祯十六年（1643年）再也拖不下去的孙传庭被迫出潼关去战起义军，不久便于柿园大败，传庭仓皇的逃回了潼关。
明末的这段历史，其实说来像极了民国自九一八抗战以后的历史，区别似乎只在于这一时期的八旗相比崇祯和自成更强一些；而抗战以后的民国时期，日军的实力却不见得强过当初的八旗。这么说主要是依据周边势力的比较，日本是有美国等第四方势力掣肘的，而八旗则没有。
可校长要比崇祯更懂一点儿兵法，政治权谋及御将之道更非崇祯可比，再有毛爷爷更是远远强于李自成，以毛爷爷的超凡的战争智慧，当时的世界真是无出其右者，更有一大批经过千锤百炼的*战士组成的无敌团队。再看日本，在后世的十九、二十世纪，就连包括日本孩子也都是学着中国史，写着中国字长大的。毛爷爷更是深悉二十四史的三昧真传，大家都能以史为鉴。所以相似之处似乎更多。
每当崇祯剿匪即将取胜，皇太极总会杀过长城制造混乱。1634年，大曹曹文诏在河南包围住高迎祥、李自成和张献忠时，后金军第二次入塞，使得曹文诏被崇祯北调扑火，也因此救了起义军。1639年，五省总督卢象升将高迎祥包围在郧阳山区，皇太极适时的第三次入塞，再次诱使崇祯调走了卢象升。
后来孙传庭与卢象升最终消灭了高迎祥，孙传庭又于此后在洪承畴的指挥下在南塬大败了李自成，李自成18骑逃入商洛山。于是就有了次年清兵的第四次入关。其实理清了这个脉络以后，我也认为杨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说得非常对。
看到了吧，校长就连战斗口号都是和杨嗣昌学的。可是杨嗣昌同死太监高起潜一样，应该对卢象升的牺牲负责。这话也实在是执拗了，说真的，谁又能为大明的灭亡负责呢？
闯王仅剩十八骑逃入商洛山的时候，正是皇太极救了他。其实也是崇祯总在帮他，几乎总是想要调派天下所有能动用的兵马勤王。日军更是在西安事变后，国共联合后的数个月内，便急不可耐的制造了卢沟桥事变。而解放战争时期校长的急性子和寸土必守，要不说得了崇祯的真传，说出去谁信啊？
松锦大战本可以不战，倘若崇祯一直有那14万最后的精锐在手，李自成十年内都休想打进紫禁城，对了，松锦大战前他还免费给后金送去5万驰援锦州的援兵呢，这样算来就接近20万了。
山海关以东就算完全放弃又能怎样？攘外必先安内啊，两线作战就算强大到地球无敌的德意志帝国，最后不也是惨败的下场吗？可校长却也忘记了自己的治世名言，五大主力拉出三支去了东北战场，已经战胜了却又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美国总统的一句屁话，硬生生的不肯打过松花江，临阵换掉孙立人更是滑天下之大稽，这还不算又换了陈诚、杜聿明最后是卫立煌，真是令人无语。
笔者写这些话只为以史为鉴，并非为党国招魂，不过还好校长心存善念，没有像崇祯一样把换下来的将领入狱或者凌迟。满洲与日军都是步步为营蚕食关内；崇祯与校长竟是死命促战，都妄图一口鲸吞天下；李自成与毛爷爷呢，却都按照诸葛武侯的出师表，先取关中再图华北、中原。
有人说历史是重复的，所以崇祯陛下在敲过景阳钟后，会有煤山的歪脖树和一根绳子等着他；当校长最后于我百万雄狮过大江之时，也曾跑去四川检阅黄埔生，正当青天白日旗缓缓升起时，却凭空断了那升旗的绳子。虽然掉落了国旗，但是冥冥中，上天也许是在告诉他，你不用去找绳子上吊了，有台湾在等着你。
比较而言校长是幸运的，崇祯是自找的。笔者不相信明实忘于万历而非忘于崇祯那句话，要是万历死后能还魂，让他再活个五十六年，就单凭着明军顽强的战斗力和万历爷的小聪明，大明都绝对能撑过让万历爷再死上一回的。所以唐徐夤的一首潼关诗我相信也是写给他的数百年后的朋友崇祯的，虽然崇祯并没拥有过唐明皇那般难舍难离的爱情，但那分悲凉却是一般无二：
水尽铜龙滴渐微，景阳钟动梦魂飞。
潼关鸡唱促归骑，金殿烛残求御衣。
窗下寒机犹自织，梁间栖燕欲双飞。
羲和晴耸扶桑辔，借与寰瀛看早晖。
关于李自成三战潼关笔者不想多写，因为大明最后的守护神——孙传庭在此役战死了。简单说孙传庭柿园兵败后，再次于潼关募兵，又再次被恨自不能速死的勤政皇帝崇祯逼上了绝路。是役，传庭数败后陷于自成布设的五重阵，明军于阵中大败，战死四万余，损失兵器辎重无数。
李自成终于报了自己当年败于孙传庭南塬伏击圈之仇。只是孙传庭没有李自成幸运，因为当年有皇太极和崇祯在帮李自成。而如今自己的老板崇祯，更像是在给李自成发工资，然后？没然后了，孙传庭逃不掉，死于潼关失守。再用一首颇为神似的老朋友徐夤的诗来重复一下相似的历史吧。
曲江真宰国中讹，寻奏渔阳忽荷戈。
堂上有兵天不用，幄中无策印空多。
尘惊骑透潼关锁，云护龙游渭水波。
未必蛾眉能破国，千秋休恨马嵬坡。
起义军攻战潼关后，局势正如《明史》描写：“传庭死，关以内无坚城矣。”只是有谁可怜这万里关山道，又有谁能见这年年战骨多秋草啊。后来很快，起义军便克西安、得全陕，称西安为西京。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自封大顺王，改名自晟，改元‘永昌’为纪年，建立大顺政权。此后依托陕西，继续东进，连夺山西又大同、宣府又居庸关，同年三月十九日便占领了北京，坐入了金銮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