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承嗣没有就此罢休。他始终感觉到，以自己对武皇的忠心，武皇有立他为储的倾向。尽管武皇有割舍不了的母子情怀，但他相信自己为武皇所作出的贡献也是武皇不能忽视的，况且这武氏江山的血统只能姓武而不能姓李。
在武承嗣的如意算盘里，武皇的举棋不定正是他积极争取的大好机会。他相信自己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武皇赋予他的。因而他容不得别人档道，要对挡道者置之死地的报复。
他清楚地知道整个朝廷有一股反对他的势力，只有清除岑长倩他们，才能以儆效尤，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也才能在既成事实面前坚定武皇立他为储的决心。于是，他联手酷吏来俊臣来共同对付岑长倩他们。
按照事先设置的步骤，他们先是以吐蕃犯边为由，推荐岑长倩率兵出征吐蕃；待岑长倩离开朝廷之后，他们以谋反罪逮捕岑长倩的长子岑灵原。
经不起严刑的岑灵原被迫假供岑元倩、格辅元谋反。紧接着，他们召回并逮捕在征讨途中的岑长倩，以谋反罪予以逼供。岑长倩等极力辩护誓死不屈，对抗一月有余。来俊臣处死岑长倩、格辅元等朝臣，伪造口供和签名，上呈武皇。
显然，武皇默许了武承嗣他们的行为。尽管从一开始，她并不忍心这样做，武皇相信岑长倩他们不会谋反，也不会做出不利于武皇的事逆天尸神。
然而，武皇最终还是默许了武承嗣，这种默许无疑是在支持武承嗣和来俊臣的暴行，使他们能够肆无忌惮地滥杀无辜。按照武皇的判断，立储之事经武承嗣挑起。围绕立储，已经形
成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而这两大势力的存在会不可避免的发生冲突。武皇并不反对岑长倩他们拥护皇子李旦的鲜明立场。却很难容忍他们对武氏子弟的冷落和蔑视，他们完全知道。不管是皇子还是武氏子弟都是自己所庇护的。
因此，武皇认为，可以借此机会打击一下岑长倩他们的气焰，就此平息事件，消除可能对朝廷造成的隐患。
然而武承嗣他们却来个先宰后奏，在没有得到她的许可之下就把两个大臣轻而易举地处死，武皇总有一种被人利用的感觉，武承嗣杀人立威的行为令她反感。
武承嗣没有察觉武皇的不满和反感。也丝毫不考虑朝廷上下对他的厌恶和痛恨，愚蠢的他再次利用王庆之对武皇进行胡搅蛮缠，施加压力，武皇恼怒了，一气之下把王庆之交给李昭德处理。
李昭德正是那些痛恨和厌恶武承嗣的大臣之一，他也默许了自己的部下毫不留情把王庆之这个无耻小人打死，借此一泄对武承嗣一伙之恨。
武皇原本只是想教训一下王庆之，没想到却被活活打死，他毕竟只是一个被人利用的小人。
武皇洞察到李昭德这是在发泄不满情绪，于是发问道：“昭德也不赞成立魏王为太子么？”李昭德知道武皇会追问自己。便明确表示不赞成。
非但不赞成，还反过来以责备的口吻对武皇道：“臣不明白陛下是怎么想的，先皇为陛下之夫。皇嗣是陛下之子，要是儿子都靠不住，那侄儿更靠不住。”
这话无论是语气还是态度与岑长倩如出一辙，但却切中要害。是啊，要是儿子都靠不住，还有谁能靠得住？
见武皇似有所悟，李昭德明白，这斩不断的母子情怀是最有说服力的了，进而言道：“陛下如果是为身后事打算。就更不能立魏王为太子。
儿子立庙祭祀父母天经地义，从未听说过侄子会立庙祭祀姑母的。”武皇第一次听到李昭德这样的朝臣说得如此在理。如此一针见血，也不由自主地赏识李昭德的胆识和勇气。
武皇脸上露出了愉悦之色；李昭德明白武皇是在鼓励自己。也多少看出武皇的心思，便毫不保留，一吐为快：“陛下身有天下，为天皇临终顾托，陛下如果把天下传给武承嗣，他是否会立庙祭祀姑母不说，至少天皇是绝对得不到血食的。
”武皇被李昭德完全说服了，特别是以她对先皇李治的那份情愫，就足以使她震惊，使她幡然醒悟。
她今天所得到的一切，撇开其他因素，追根溯源不就是来自先皇李治！没有他的鼎力扶持，没有他力排众非，她不是老死在皇家寺院，就是做一个默默无闻的皇妃，哪会有今天如此显赫的地位？
李昭德的话无疑说中了武皇的要害，同时通过这一次事件，武皇再一次发现了李昭德的品格才华。事后，李昭德被破格提升为宰相。
这对武承嗣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武承嗣对李昭德的怨恨不言而喻。
李昭德预料到武承嗣不会善罢甘休，随时都有可能利用武皇的特殊关系，翻盘来对自己进行报复，于是先发制人，向武后密奏：“魏王威权过重，不可不防，请陛下三思。”武皇不以为然：“承嗣是我的侄儿，所以才会委之以腹心。”
显然，武皇不相信武承嗣会有二心。李昭德知道还没有说中要害，不过，这不要紧，后面的话他早已想好，“姑侄之情怎比得上父子之亲。
为了皇位，以子弑父尚且屡见不鲜，何况侄儿？魏王夺嫡失败，难免不怀恨在心，以亲王之贵复兼宰相之尊，陛下万事托之以腹心，一旦有变，只怕悔之莫及贵女难求。”
又是一针见血。武皇原本就对武氏家族抱有戒心，对他们的使用也多有掣肘，现经李昭德这么一说，使武皇不得不相信，不得不提防。凡事关皇室及自身的安危，武皇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武皇像是赞扬李昭德，又像是自我反省：“有道理，若非爱卿提醒。朕几乎铸下大错。”
于是，天授三年，武氏亲王武承嗣并武攸之双双罢相。一场由武承嗣挑起的立储风波暂告结束。
武皇对选人用人总是充满激情。看到大批士子云集在自己的麾下。就有难于言表的满足。
一个按照自己的愿望建立并主宰的王朝，她渴望人才。需要有大批由自己支配使用得心应手的人才，用以支撑朝廷，适应天下。
武皇惯于制科取士，还每每下诏求贤，敕令百官举荐，其用人之道乃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唐初，传统的士族势力。加上大批开国功臣所形成的父子相承的官位制度，使整个朝廷贵胄林立，权臣专擅；以培养贵族子弟为功能的学馆遍布天下，太宗时期，就有国学生八千余人。高宗薄儒术，重文吏，意在打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名门贵族一统天下的局面。
他一反生徒、乡贡、制举三途取士常规，废生徒、弃明经，以制科直接取士。而最有影响的莫过于高宗显庆年间，先帝制昭举人，开科八门。亲策举人九百人，开制举规模之先河。
自此，生徒明经黜退，制举进士渐盛。武皇以低微之躯跻身皇室，纵然才华超卓，深得先帝器重，仍难免不受豪门贵胄排斥之苦，围绕她的立后废后，几经周折。几番较量。
她历来不甘于受制于人，不屑于清规戒律；她鼎新革旧。轻门阀，重贤能。去私恩，大兴制科取士，下诏求贤，机会均等。
她容不得门阀制度下的生徒取士，不允许那遍布朝廷上下的学馆，成为世族豪门培植私家势力的摇篮；她要以比先皇更为直接的手段更大规模的举动破除那重门第、轻才学的门阀制度，
让大批庶族子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载初元年二月，各路学子奉诏云集洛城殿，参加朝廷举行的殿试。
这是武皇称帝前夕的一次亲试，声势浩大，规模空前，应诏考生多达万人。武后此举意在通过全面的科举考试，打破父子相承的官位制度，不分贵胄寒门，一律自由应考，择优录取，择才录用。
武后亲临考场，课以时政要务，出题策问。从此，“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天下文章道行，寒门庶子破茧而出，并由此拉开了武周选才用人的序幕。
武皇以诗赋策问取才，既问策于寒门庶子，同时也在问策于天下；他们以诗赋策论求取功名，在诗赋中施展才华，于策论中各抒政见。武皇看透了名门贵胄的私偏与狭隘，要以非常之举取天下之士，以天下之才治理天下，集天下之智慧融合天下。
如此执著，年复一年。她不在乎国学在她的执著下废散，更不在乎胄子在她的执著下衰缺。
洛阳城里，她看到的是满门学子出入殿堂的激情；透过宫廷官阙，又仿佛看到了天下庶人奔走相告的激情。激情之下，是举国的功名情怀。
一边是仕途广进的朝廷，一边是跃跃欲试的学子，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武皇把它演绎成一种相得益彰的对等关系，由此激发了学子们一颗颗骚动的心，一颗颗由功名驱动的心。
没有人再怀疑功名，更没有人会忌讳功名，相反，为了功名，他们可以信马由缰，可以义无反顾，心无旁骛穿梭在无限废土。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寒门庶子，曾经把朝廷看得那样神奇，那样遥不可及。
当他们迈入殿堂，见到武皇亲试的时候，他们知道，这是武皇赐予他们的机会，使他们有了迈向朝廷进入仕途的机会，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庄重，其感恩之情不言而喻。
而在他们的背后，则是天下父母望子成龙的殷切期盼。武皇何曾不能体察到他们的心情？
遥想当年，自己十四岁被先帝太宗看重选入宫中，当时的心情不正是这样的吗？
她就是要在他们的感恩和渴望中启用他们，在他们强烈的欲求中发挥他们的作用。武皇自信，没有哪个君主能像她这样如此广泛地满足天下庶子出人头地、一举成名的欲望。
她为自己降恩于民而欣慰，也为朝廷喜得人才而自豪。就在洛城殿试，一篇直指武皇重用酷吏之弊的策文，在上万份答卷中被武皇选中。
这是士子张说的策文，虽然针对的是武皇。而且重用酷吏，也有她难言的苦衷，但武皇还是被策文者秉笔直书的勇气和出类拔萃的才华所深深感动。以至于在群臣面前对他赞誉有加。
爱屋及乌，士子张说的对策被武皇钦点为天下第一。并被拜为太子校书。
策文被张贴在尚书省，不但令满朝文武对士子张说刮目相看，而且也让朝臣明白，武皇选才用人不计私嫌，只要有才华，哪怕他是一匹难以驾驭的烈马，她也要用，而且要重用。就是要让天下英雄有用武之地。
武皇历来认为，治天下者莫不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孕育精英，精英出自天下；只有不拘一格，平流竞进，方能集天下精英于朝中，广布精英于天下。仕途坦荡，充满挑战，不失玄机，对士子对天下是一种恩泽与诱惑。对朝廷则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宝库和智慧源泉。
吐故纳新，循环往复，武皇要让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流淌在武周王朝的血脉里。使武周江山始终保持不竭的活力。
遥想当年，北魏孝文帝从塞北迁都洛阳，除了塞北荒寒，不配做帝都之外，更重要的是，北魏已逾百年，朝臣乃至他的种人不免暮气渐重。
为国家之长治久安计，具有远见卓识的孝文帝就是通过迁都来刺激和振奋朝臣及种人。
如今，武皇大兴科举。大批使用新人，就是要用新人来扫除朝廷暮气。使朝廷不时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同时，用崭新的治国理念结束门第森严、贵胄林立的时代。以更大的空间接纳那些梦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寒门庶子，为他们提供更多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机会。
这无疑有利于这个由她创建的新兴朝廷，有利于她的宏图大业的实现。
武皇看重儒学，早在太宗时期的十几年中，就阅读了大量的儒家经典，然而，她又对儒学明径有着本能的抵触，她看到那里有太多的陷阱，太多的迂腐，太多的韬光养晦、藏锋留拙；也领教了被儒学经典教化下的重臣对自己一次次的伤害。
她不能作茧自缚，被纲常伦理捆住自己手脚，那样她将一事无成。她需要朗朗乾坤，清风送爽的文采；需要优劣高下，工拙易见的对策；更需要不守成规、激流勇进的人才。
她要用诗赋、用策问引导天下，训练士子，把他们从明经帖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还他们以质朴，以真知灼见。
特殊的身份，武皇对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总是退避三舍敬而远之，始终怀疑他们真正的才能和与己合作的真情实意。
她从天下寒门庶子身上看到了朝廷的希望和生机，不断地敕昭天下，举荐贤才，以至于每年的应考者首尾相连，入流士子，年以千计；还设“南选”，在江淮以南一带选拔人才九幽天帝最新章节。武皇对入流士子加阶进爵，委以重用。
她在乾封年间于泰山行封禅礼之后，就曾宣布“文武官员三品以上赐爵一等，四品以下加一阶”，一大批官员通过泛阶制度成为五品、三品高官。武皇就是要通过此等举措赐以君恩。
高宗时期，时任吏部侍郎的魏玄同，因担心朝廷不能做到人尽其才而上疏皇帝。
魏玄同对历代“用办文案的人评定人才，按照文案记载来考察品行”提出质疑和批评。
他指出，那尺丈长短的量器，衡量的尺度短；钟庾大小的容器容纳的东西怎么能够多。
非量器所能达到的，哪里能衡量；非容器所能承受的，怎么能容纳？意即天下之大，人才之广，怎么能用不相适应的量器和容器来衡量呢？
唐玄同还反对贵胄子弟不经学校调理和品德培养，按照规定很早就求得官职，有的童年之时，已经腰系银印绿绶，有的年近二十还未成年，已经身穿朱紫之服。
弘文馆崇贤馆之生，千牛佩身尚辇乘御之类，考察既浅，技能也低，然而本有门第，资望自高。唐玄同还认为，国家用人，就像人之使用钱财，穷困者满足于糟糠，想着粗布衣裳；富足者粮肉丰馀，身着华丽的皮衣。
然而在衰败凋敝缺乏贤才的时候，就可以磨砺鞭策迂腐迟钝之人来驾驭；在太平多士的时候，就应该精心挑选俊杰之士而任用。
唐玄同的上疏虽然没有被皇上采纳，然而，唐玄同在上疏中批评、指出的这些问题和弊端，所提出的一些如何使用人才的见解，
武皇还是认同的。武皇看到了朝廷以往选人任人的弊端，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创举，改变贵戚子弟不经历练、不求才学而坐享其成，很小就腰系银印绿绶，
不满二十就已经身穿朱紫之服的现状；打破选人任人专断一司，由少数主办文案的人评定人才，按照文案记载来考察品行的做法。
尽管她不可能以一己之力一举达到目的，但通过泛选和泛举，让更多的有才华的寒门子弟进入仕途，也让天下有用之才由天下举荐而得到发现和重用，至少可以造就一批新生力量，改变朝廷各级官员各种力量的对比；
发挥这些新生力量的智慧和作用，就可以有效鞭策和制衡那些不思进取的贵戚子弟，弥补朝廷人才匮乏带来的诸多不足。
为选才用人，武皇乐此不疲。天授三年，各道安抚使遵照武皇旨意，向朝廷推荐大批试用人才，
武皇亲自接见，并且不问贵贱，也不问才能智慧与否，一概授予官职，官衔最高的凤阁舍人、给事中为正五品上，最低的校书郎为正九品上。
武皇这一不分青红皂白滥用人的举动，被时人作打油诗来讽刺，一位叫沈全的贡士更是用“糊涂安抚使，瞎眼圣神皇”来责骂武皇。
御史纪先知将沈全抓获，报请武皇予以治罪法办，武皇不以为然地笑道：“只要你们不像打油诗说得那样滥，何必在乎别人说什么，最好把他释放。”
在朝臣看来，这不惜为一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大度，而武皇的真实意图则比这更为深远。武皇的用人策略是：唯才是举，恩威并重。
也就是在普选中为天下贤能提供更多机会，又在使用中识别和挑选更多的有用之才；在于平流竞进，为更多的有识之士参政施才提供机会。
唯多唯众，才能从中发现和挑选更多更好的人才。推荐选举只是为挑选各种有用人才打开门阀、开辟渠道，而识别和锻炼人才最终还得靠使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