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近一个月没奏报，又是为何？难道北虏已退？”弘治皇帝又问道。
“皇上，老臣斗胆言一句，西北形势依然严峻……”
“此话怎讲？”弘治皇帝眉头一皱，似觉马文升的回应有些突兀。
“臣愚以为，北虏只暂时避开我征虏军锋芒。以北虏的狡猾，定在暗中筹划，欲攻我边地之不备，入境大肆掠夺。”马文升躬身拱手应道。
弘治皇帝沉吟起来，过了半晌，才道：“马卿家，北虏在暗中筹划？欲侵我边地？难道他们视朕的十万征虏军于无物？”
“皇上，北虏狼子野心，无时不刻皆想侵扰我明边地。况今已入秋，西北边地绵延数千里，各镇不得不防。”
站于“金台”旁的朱厚照，听了暗暗点头，马先生不愧曾总制西北三边，处理过军机要务，对北虏也是知根知底。
大明所指的北虏，乃北逃的前朝残部，但他们依然拥有较强的军事实力，对大明的边防造成巨大又持久的威胁。
事实上，也正如马文升所言，北虏确系“狼子野心”。
自老朱立国后，被驱赶至塞外的残元势力试图复辟之心一直没灭，与大明始终处于敌对状态。
“那马卿家认为应当如何？”弘治皇帝再道。
“臣愚以为，应敕令延绥、宁夏、甘肃等镇，务必协同征虏军，除严加防卫外，亦要多以巡守，一旦发现北虏侵扰，随即示警，方能料敌机先，制胜于后。”
弘治皇帝“嗯”了声，颌首道：“朕知道了。”
马文升躬身又行了个礼，便退回文官班中。
弘治皇帝目光转而盯着武官班的前列，说道：“英国公以为如何？”
须臾，一名胡子已花白的武官跨步出列，朝着弘治皇帝躬身行礼，才说道：“皇上，老臣惶恐……”
此人正是英国公张懋，乃累朝老臣，大明勋贵的代表。
“朕问你西北边事，何须惶恐？”
英国公张懋居然满脸愧色，支吾了片刻，才应道：“老臣有愧，虽执掌军职十数年，但对西北边事不甚了了，实不敢妄言……”
他说的也算是实情，自太宗文皇帝以后，勋贵慢慢被挡在六部事务之外。
很多军机要事，勋贵几乎没法参与其中，偶尔有的，多半是签个名、画个押而已。
勋贵子弟出来做事，虽然会被安置在五军都督府，但他们的大多数，通常只能参与皇家礼仪事务。
例如，某日因某事要祭天祭祖，但皇帝没兴致前往，那么勋贵就必须代君出行了。
又如，皇子要纳妃或公主要出嫁，勋贵们又要着手安排下聘迎亲，诸如此类。
弘治皇帝微摇了摇头，右手一挥：“不甚了了，就入班吧。”
英国公张懋如蒙大赦般，躬身行礼后便退回武官班之首。
弘治皇帝目光又扫视了一下文武群臣，问道：“卿等觉得如何？”
话音刚落，竟有三名臣子同时出班，一人出自武官首班，另两人从文官班而出。
朱厚照只认得由武官班而出的那人，为泰宁侯陈璇。
陈璇乃功臣之后，其先祖是靖难功臣表排在前列的陈珪。
在建文四年，陈珪被太宗文皇帝封为泰宁侯，此爵位传袭至陈璇已是第八代。
“三位卿家均要进言？”弘治皇帝似未料到三人同时出班，稍顷，才说道，“泰宁侯先言吧。”
泰宁侯陈璇对弘治皇帝又行了个礼，说道：“皇上，臣对马本兵所言不敢苟同。”
“泰宁侯何出此言？”弘治皇帝“哦”了声。
“皇上，北虏自去岁始，多番犯我明边，但每撮兵力都不多，少则数百人，多时也止数千人。如今我大明征虏军有十万之众，孰强孰弱自是一目了然。”
“泰宁侯对西北边事，可不像英国公那般不甚了了嘛。”弘治皇帝呵呵一笑，双眼又望向英国公张懋。
张懋感觉到弘治皇帝的目光如剑，顿时低下了头，嘴角扯了扯，心中暗骂起泰宁侯来。
你姥姥的，从老夫口中探知西北边事，居然在皇上面前卖弄？回头看老夫怎么收拾你个痴愚。
数年前，英国公张懋得以提督十二团营军务后，在朝堂的话语权有所提升，底气也足了些，虽不再像以往那般唯唯诺诺，但“老好人”的姿态依旧。
说得好听些，他英国公张懋很会做人，难听点就是“墙头草”。
他不仅和宦官的关系不错，而且和文官也走得很近，从刚登科的翰林新人，到内阁大臣，他都愿意结交。要知道，他母亲的墓志铭，是出自内阁首辅徐溥之手。
不选择站边的他，无论是对文官还是宦官，都力求不得罪。
虽然“见风使舵”是他的本性，但甚少做“落井下石”之事。
陈璇自不可能知道张懋此刻心中所想，仍躬着身，恭敬地对弘治皇帝说道：“臣对西北边事仅略知一二。”
少顷，他又道：“今岁开春，马本兵与英国公至京营阅试，臣等洋相百出，实属罪该万死。皇上仁厚，宽宥臣等之罪，臣等铭感五内，遂发奋誓报浩荡皇恩。对马本兵之劝勉，臣等亦感激涕零。”
朱厚照听着陈璇浮夸的言语，嘴角微微一扯，暗道，拍我父皇的马屁也就罢，你这勋贵子弟，会感激马文升？除非太阳从西边升起来。
要知道，这班勋贵和马文升是有不少“新仇旧恨”的。
“新仇”就在陈璇所说的今岁开春。
那时马文升奉旨，与司礼监太监陈宽和英国公张懋等人阅试京营，结果一众侯伯、都督和把总真是令人“眼界大开”。
首试的是骑射，持弓不能发矢的有之，连弓拿不稳而掉地的亦有之。再问韬略，人人支吾，无法作答。
马文升怒而上请，要对十数名侯伯把总严加究治，从夺俸，到罢黜，再到逮问，各种惩处应有尽有。
而泰宁侯陈璇位列马文升奏请的严惩名单之首，这是“劝勉”么？
马文升这一举措，自然惹火了勋贵们。
“旧恨”则发生在弘治二年。
那年，马文升刚转任兵部尚书并提督团营，黜退不称职的将领有三十余人，其中不少人正是勋贵子弟。
这些年来，虽然勋贵对军务的参与有所提升，但能成长的勋贵子弟本就不多，整体实力是在不断下降的。
马文升这一黜退，无疑断了不少人的后路，遭到嫉恨是少不了。
于是有人持弓矢，半夜伏在马文升家门前欲暗算凶，未能得逞，遂又将诽谤信以箭射入东长安门内。
只不过为皇家效命而已，自身的生命安全竟受到威胁？
马文升自然吓得不轻，赶紧上疏乞休致仕，但弘治皇帝没有允准，“温旨慰留”之余，还派了十二名锦衣卫策其安全。
弘治皇帝礼遇有加之下，马文升没再坚持致仕，从六十余岁，又干到如今七十多。
泰宁侯陈璇顿了顿，又道：“皇上，保国公所率领的征虏军足有十万之众，北虏闻之，能不惧而退之么？”
朱厚照瞄了瞄陈璇，暗啧一声，北虏如此容易就被吓走？
他上一世所记载的史书里，有明一代，北虏对大明的侵扰可是自始至终都伴随着的。
想当初，太宗文皇帝五征漠北，也没有达到“漠北尘清”的目的。
第五次亲征回程之时，太宗文皇帝更病死于榆木川。
数次征战之后，大明的经济和军事不堪重负，国库已基本耗空，没法再进行大规模远征。
被五次征讨的北元残部虽然遭受重创，但随着大明无力再征讨，得到休养生息之机。
二十多年后，重新崛起的瓦剌部，就几乎给大明带去毁灭性的打击。
正统年间，听信谗言的英宗睿皇帝，居然效仿太宗文皇帝征讨漠北。
没有周密的战前部署，甚至连粮草补给还未备齐，在诏令下达的两日后，英宗睿皇帝统率的号称五十万的大军已匆匆出发。
虽然扈驾随征的文武臣僚众多，计有成国公朱勇、英国公张辅，以及兵部尚书、户部尚书等，但英宗睿皇帝竟不许这些文臣武官干预军政，反而让他宠信的宦官王振专断一切事务。
由于粮草未备，兵马已先行，大军还没到大同，行粮就几已耗尽。
瓦刺部的太师也先，为了诱明军深入，还故意示弱北撤。
误判形势的王振随即执意北进追击，但不久后，传来了己方前锋全军覆没的消息，受到惊吓的他又仓促决定班师。
不料，明军刚退至宣府，瓦刺大军已追袭而来，随之明军被紧紧围困在土木堡。
结果，号称五十万的大明军毫无章法可言，几乎尽墨于土木堡，数百名随行的文武臣僚皆殒身，甚至连英宗睿皇帝亦做了瓦刺部的俘虏。
得知土木堡兵败、英宗睿皇帝被俘，大明朝廷大为震动，既有提议南迁避祸的，亦有主张坚守抗击的。
眼见大明处于非常时期，急需新皇来主政以稳定民心，主张抗击的于谦等人提请皇太后，郕王朱祁钰得以即帝位。
于谦临危受命，更被擢为兵部尚书，而后奏请将南北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备倭军等官兵急赴京师护卫。
与此同时，又下令将通州近百万石的储粮移入京师。
随着储粮入京、各地官兵的陆续到来，京师民心渐稳。
瓦刺部在八月中旬就击溃了退守土木堡的明军，但居然没有乘胜直捣京师。
直到十月初，瓦刺太师也先才挟持英宗睿皇帝兵临京城。
但此时，经过足足一个月多的“喘息”，大明已做好抗敌防御的准备。
双方相持了月余，大明军民是同仇敌忾，瓦刺部却伤亡惨重。
“战不利”，又担心“后路被断”，瓦刺部不得不北撤而去，京师遂转危为安。
土木之变后，京营精锐全毁的大明，只能依托长城被动防御，再无主动出击之力。
吃过大亏的大明君臣，自此对残元各部的警惕倍增。
而仅靠游牧的残元各部，生活始终困苦，大明的物资一直是他们的期盼。但他们获取的途径并不多，要么朝贡互市，要么侵边掳掠。
在大明众大臣看来，我堂堂天朝要与你这边臣互市？那绝对有损大国威严。
更重要的是，大多数的臣子均认为“朝贡互市”，是易铁锅、茶叶和布料等物资给残元各部，这样势必会助长其实力。
此实乃资敌之举，断不宜持续开启。
于是，所谓的“朝贡互市”就成了摆设，时断时续之下，残元各部无法获取足够的生活物资，就只能侵边掳掠。
因而大明边镇常受侵扰，边事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