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是汉代最高等级教育机构，全盛时期有三万太学生，不仅为朝廷培养优秀人才，宣扬文化，更是朝廷的舆论前沿，党人们清流宦官集团们务求抢占的舆论阵地。
太学自建立之初便以诗、书、礼、易、春秋每经置一博士，故称五经博士，分经教授弟子，员额在十人到三十人之间不等。
太学博士作为一派的顶尖者，无不是编撰着述、为天下诸儒之表。
这些太学博士们，不说五经皆通，但至少也是一派之中的大佬，这在过去百十年里，都已经形成了朝廷法度，不能轻易偏移。
刘辩想从太学开刀新教育体制的想法，在庞大的阻力之下，也只能暂时作废。
太学自光和年王芬动乱，白衣人出入宫禁以来，地位就已经隐隐在洪都门学之下，如今北方三州定下了大有的章程，具体的利益划分只需要他们自己商定就行，太学这个部门就成了他们眼中的香饽饽。
弘农杨氏、扶风马氏，就连一直攀附皇帝的曹氏一族，都在为此事奔走，都想要成为太学里那个博士之一。
而这种情况下，就属太常跑的最勤快了。
太常署除了负责祭祀社稷、宗庙和朝会礼仪以外，还掌管着太学，以及博士和博士弟子的考核荐举，所以太常又是培养、拔擢通经学的人才为官的重要机构。
只是自从中平六年当今即位以后，太常就已经在名存实亡的边缘了。
太常自然也就失去了考核博士，拔擢官吏的职能，成了一个徒有清名而无实权的官职。
太常自然不愿意在太常的位置上被边缘化，所以无论是为了背后代表的士族团体，还是为了个人的权势，他都要极力促成太学的重兴。
只有这样，太常卿手头的权力才会增加，属于关东士人行列的士人们才能借此恢复一些实力，在士人与天子的争斗里占据一席之地。
当然，按照刘辩的意思，是要把太学要与后世的大学建设成一样，行政与教学分开。
太学博士等人只负责教学门生，钻研学术，而太学仆射与学监等人只负责行政管理，监察审批，行同某某书记。
二者互不干涉，互不统属，行政与教学分开，虽然这会导致一定程度的学术腐败和官僚化，但却能把握住大方向，及时遏制不好的态势出现。
此外，刘辩还打算在太学分五经教学的基础上引进必修与选修、主修与辅修，推行各种教学内容。
在太学除了学习必要的儒家经书以外，还有由刘辩指定的如汜胜之书、夏小正之类的农书、以及算术、律法之类的书籍当做官方教材来学习。
不仅如此，还要将他们彻底纳入考核为官的范围。
这一点，在考举之中就有所体现，众人明白这是天子的意志，所以也愿意以此为条件，退让一步，与刘辩做一个利益交换。
刘辩需要答应的就是将众多家族中的大儒们扔进太学。
按刘辩的设想，朝廷今后除了征辟，察举以外，还要多加一条仕进之途。
并且太学今后所培养的人才，将不只是他们用经学教出来的儒生，士族对太学生的影响力将会其他杂科稀释。
不同意的人，都将被踢出了这个圈子。
……
接下来就简单了，一条条诏令发行之顺利，让人瞠目结舌！
当然，其中也有让人不满意的，比如鸿儒馆待诏，三署郎待诏，原本待诏署中，只需要等待天子召见之后便可以直步青云，上达天听了，但是现在在刘辩诏令一出，他们不仅要前往各地方郡县为吏，还须得做出业绩来，才能被征回庙堂。
在以往，朝廷只择选太守、令长、及丞尉等官，其下的功曹、掾属皆为守令自行征辟的当地名士贤才。
这些人一旦应征，就将和荐主形成一种类似于主忧臣辱的君臣关系，也就是汉代独有的二元君主体制。
这种体制极大的妨碍了皇权集中，也促使生出了一大批利益攸关的团体，彼此组合成巨大的士人集团。
不仅如此，还造成地方宗族势力膨胀，阻碍中央将行政权力向地方基层的延伸。
刘辩一直想要加大朝廷对各地郡县的掌控，方便政令上下畅通，并慢慢的改变属吏自行征辟的传统。
是故刘辩才想将太学当做先行的标兵，设计成基层官吏培养机构，以后衍生出来的科举策试也只考核选出吏员，而不是将考举权力交给地方。
不服？
看看颍川荀氏荀彧！
当世名族都在规规矩矩当地方郡县守丞，你们还不服个啥？
按专业分科策试，明法学的学子只能去廷尉，地方刑曹从小吏做起，以政绩升迁，经济科的学子也只能去少府、大司农等处、同样以政绩升迁。
考核内容专业化、科目化，这与真正的科举考试大相径庭，正是刘辩借鉴了些后世初期的公务员考试的制度。
刘辩也知道，东汉经学之风甚盛，多少人负笈求学，就是为了通晓儒家经义。
这回太学重并洪都门学，设立各科，供学子选修，看似将明经与其他并列，其实最后选学哪一科的人多还不是一目了然？
自祭酒、博士、助教以下的教职人员谁不是鸿儒出身，立场天然的就倾向于明经。
等到太学逐渐形成重明经、轻农科，经济等杂科的风气之后，即便是刘辩也再难以动弹他们。
当然，刘辩能提出来这种情况，自然也就有相应的解决方法，对于朝堂众人的打算，刘辩背后的幕僚能猜测个八九不离十，所以，相应的补丁也要打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