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五年，华夏大地恰似那风雨飘摇中的孤舟，内忧外患的巨浪一波接着一波，无情地拍打着。日寇的铁蹄在东北肆虐已久，还妄图进一步鲸吞我中华大地，而国内呢，国共之间的纷争也尚未平息，百姓们在这乱世之中艰难求生，或流离失所，或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人人都盼着能有一道曙光，穿透这层层阴霾，照亮这满目疮痍的山河。
在这动荡的岁月里，上海，这座繁华却又透着悲凉的城市，依旧车水马龙，却也藏着无数的故事。据《鲁迅年谱》记载：“1936年，鲁迅的健康状况愈发不佳，然其仍笔耕不辍，以犀利之文字，为唤醒民众、抨击黑暗而不懈努力。是年10月19日，鲁迅于上海溘然长逝，其一生留下诸多传世之作，如《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等，皆深刻剖析社会之弊病，唤起国人之觉醒，于中国现代文学之发展，功不可没也。”这般简短的文字，却道出了那一段时光里鲁迅所处的艰难境况以及他在中国文学界乃至整个社会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力，也为这围绕“1936年我和鲁迅的最后聊天”的故事搭建起了基于史实的框架，让那段满是热血与抗争、关乎民族精神觉醒的历史有了清晰可寻的脉络。
我呢，不过是上海一家小报馆的编辑，名叫陈生，年方二十有八，生得面容清瘦，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透着股文人的儒雅之气，只是性子有些执拗，一旦认定了的事儿，便非要辩出个是非黑白不可。自幼便痴迷于文学，对鲁迅的文章更是推崇备至，时常在报馆里与同仁们探讨他的文字，每一次研读，都仿佛能看到先生笔下那一个个鲜活又可悲的人物，在这旧时代里挣扎、呐喊。
那是一个寻常的秋日午后，上海的街头已有了几分凉意，街边的法国梧桐树叶开始泛黄，秋风拂过，沙沙作响，似在诉说着这座城市的沧桑。我听闻鲁迅的身体欠佳，心中一直牵挂着，想着若能去探望一番，与先生聊聊这世间的乱象，听听他的见解，那该多好。
正巧，报馆里有个采访任务，说是要去拜访几位文化界的名人，收集些对当下文学发展的看法，我便主动请缨，接下了这任务，心里盼着能借此机会见到鲁迅。
我怀揣着忐忑与期待，来到了鲁迅的住所。那是一处略显幽静的小院，院门口的青石板路有些斑驳，仿佛见证了岁月的痕迹。我轻轻叩响了门环，不多时，门开了，是许广平先生，她面容带着些许疲惫，却依旧温和地问我：“您是？”
我赶忙摘下帽子，恭敬地说道：“许先生，您好，我是小报馆的编辑陈生，久仰鲁迅先生大名，听闻先生身体不适，特来探望，顺便想请教些文学上的事儿，不知是否方便？”
许广平先生微微点头，说道：“原来是陈编辑，快请进吧，只是先生近日身子确实虚弱，怕不能聊太久呀。”
我连声道谢，走进院子，迈进屋内，便看到了鲁迅先生坐在书桌前，桌上堆满了书籍和文稿，他比我想象中还要消瘦，脸色略显苍白，可那双眼眸，依旧透着锐利的光，仿佛能看穿这世间的一切虚妄。
我走上前去，恭敬地行了个礼，说道：“鲁迅先生，晚辈陈生，冒昧前来打扰，实在是心中对先生仰慕已久，有诸多疑惑，想向先生讨教。”
鲁迅微微抬起头，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声音有些沙哑却依旧有力：“哦，是陈编辑啊，不必拘谨，坐下说话吧，如今这世道，能有人愿意来聊聊文学，倒也是难得。”
我缓缓坐下，看着先生，鼓起勇气说道：“先生，您的文章，晚辈每一篇都细细读过，那文字如利刃，直刺这社会的病根，可如今这局势，外敌环伺，国内又纷争不断，您觉得咱们这文学，真能唤醒那些麻木的人心吗？”
鲁迅轻轻叹了口气，拿起桌上的烟，点上一支，深吸一口，缓缓说道：“文学的力量，或许不像枪炮那般直接，但它能如那点点星火，燃进人们的心底。只要还有人读着这些文字，能从中有所触动，有所思考，那便有希望，总好过众人皆在这黑暗中浑浑噩噩，任人宰割啊。”
我听着先生的话，心中涌起一股热流，说道：“先生所言极是，只是如今有些文人，为了那点蝇头小利，或是迎合权贵，写些不痛不痒的文字，看着着实让人愤懑。”
鲁迅微微皱眉，弹了弹烟灰，说道：“哼，那些人，不过是文坛的蛀虫罢了，真正的文人，当有脊梁，要敢于为这世间的不公发声，哪怕声音微弱，也要喊出来，让世人知道，这世道还有人在抗争，在寻求改变。”
正说着，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似乎是有人在街头争吵，还夹杂着几句日语，想来又是那些趾高气昂的日本浪人在滋事。
我皱起眉头，气愤地说：“先生，您看看这些个日寇，在咱们的土地上如此张狂，可还有些国人，却不敢反抗，真是让人痛心疾首啊。”
鲁迅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悲愤，说道：“国人之麻木，非一日之寒，多年的封建压迫，让许多人早已失去了抗争的勇气，可咱们不能放弃，要用文字，用行动，去唤醒他们骨子里的血性，让他们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
我握紧了拳头，说道：“先生，晚辈定当追随您的脚步，以笔为剑，尽自己的一份力，只是这前路，实在是艰难啊。”
鲁迅看着我，目光中多了几分期许，说道：“艰难是自然，可若人人都怕了这艰难，那这国家便真的没了希望，只要坚持下去，总会看到曙光的。”
这时，许广平先生端了两杯热茶进来，说道：“你们聊了这许久，先喝点茶润润嗓子吧，别太累着了。”
我赶忙起身接过茶，谢过许广平先生，又坐下与鲁迅继续聊着。
我好奇地问：“先生，您写了那么多文章，塑造了那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像孔乙己、阿q，您在创作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呀？”
鲁迅微微靠在椅背上，陷入了回忆，说道：“那些人物，皆是这社会底层的缩影，他们的可悲、可笑，实则是这旧时代的悲哀，我便是想通过他们，让世人看清这吃人的社会，唤起大家改变的决心。”
我连连点头，说道：“先生的文字，确实有着这样的魔力，每次读来，都让人深思不已。只是如今，有些报刊杂志，竟对您的文章诸多诋毁，说您言辞太过犀利，您就不气吗？”
鲁迅笑了笑，笑声中却透着几分无奈，说道：“气又何用，他们不过是害怕被揭露了真面目罢了，我写我的，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这受苦的百姓，任他们去说吧。”
不知不觉，天色渐晚，我想着不能过多打扰先生休息，便起身告辞：“先生，今日与您一番交谈，让晚辈受益匪浅，只是怕耽误您休息了，晚辈这就告辞，改日再来讨教。”
鲁迅也缓缓起身，说道：“无妨，往后若是有什么想法，可再来聊聊，这文学之路，还需你们年轻人继续走下去啊。”
我告别了鲁迅和许广平先生，走出小院，回头望去，那昏黄的灯光透过窗户，洒在小院里，先生那瘦弱却坚毅的身影仿佛还在窗前，我的心中满是感慨，暗自发誓定要如先生所言，以笔为刃，为这乱世添一丝光亮。
然而，世事难料，没过多久，便传来了鲁迅逝世的噩耗，那一日，整个上海仿佛都笼罩在了悲伤之中，文化界同仁们悲痛万分，百姓们也都纷纷惋惜，我更是如遭雷击，回想起那日与先生的聊天，那话语仿佛还在耳边回响，可先生却已离去，心中的悲痛难以言表。
在这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国家也有着各自在文学领域以及关乎民族精神觉醒等方面的情况，且与鲁迅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所做的贡献有着诸多关联与可比之处。
在日本，当时文学界呈现出多元的发展态势。一方面，有部分作家受军国主义思想影响，创作出一些宣扬对外侵略、美化战争的作品，试图为日本的扩张行径寻找所谓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秉持良知的作家，他们在作品中对国内社会的矛盾、人性的复杂等进行剖析，不过在当时军国主义的高压氛围下，这类声音相对较为微弱。与鲁迅通过犀利文字批判社会黑暗、唤醒国人反抗外敌不同，日本的部分文学被政治裹挟，走向了错误的方向，体现出不同国家在面临复杂国际局势时，文学所承担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异，日本文学在当时部分失去了其本应有的对正义和人性的坚守。
在法国，文学依旧是浪漫与现实交织，众多作家如罗曼·罗兰等，以笔书写着对人性美好的追求、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其作品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有着广泛影响力。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刻画了一个为追求音乐梦想、为理想生活而抗争的人物形象，激励着人们在困境中坚守自我。与鲁迅侧重于批判旧中国的社会弊病、唤起民族觉醒不同，法国文学更多是从个体的精神追求、情感世界等角度出发，反映出不同国家文化背景和社会发展阶段下文学创作的侧重点差异，法国相对处于较为平稳的国内环境，文学创作更注重个人内心世界的挖掘。
在苏联，文学正处在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阶段，作家们以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展现工农阶级的伟大力量为主题进行创作，像高尔基的《母亲》就塑造了一位勇敢投身革命、传播真理的母亲形象，对苏联国内民众的思想凝聚、社会主义信念的强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和鲁迅所处的中国，以揭露黑暗、唤醒民众反抗压迫的文学创作目的有所不同，体现出不同政治体制和社会发展方向下文学的不同使命，苏联文学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而鲁迅的文学是为了打破旧中国的枷锁。
在美国，文学创作风格多样，有反映经济大萧条下底层人民生活困苦的现实主义作品，也有充满奇幻想象的科幻、冒险类文学。比如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描绘了农民在经济危机中失去土地、艰难求生的场景，引发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思考；而像《绿野仙踪》这样的童话文学则以奇幻的故事给人们带来别样的阅读体验。与鲁迅通过文学唤起民族抗争意识不同，美国文学更多是基于国内经济、社会现象进行多元化的呈现，反映出不同国家的国情和面临的主要问题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美国当时主要应对国内经济危机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
在英国，文学有着深厚的传统底蕴，当时的作家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既有对贵族生活、历史故事等进行细腻描写的作品，也有关注社会变革、工人阶级生活的内容。如狄更斯式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依旧有着影响力，同时也有新的文学思潮在涌动。相较于鲁迅对旧中国社会全面深刻的批判，英国文学的批判更多是夹杂在对不同阶层生活、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描述中，体现出不同国家文化传承和社会结构下文学批判的不同方式，英国有着相对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文学创作也受其影响。
在德国，在纳粹势力逐渐崛起的背景下，文学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许多进步作家的作品被禁止发行，他们本人甚至遭到迫害，而纳粹扶持的一些宣扬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文学作品大行其道，试图洗脑民众，为其独裁统治和对外侵略服务。这与鲁迅以笔为武器扞卫民族尊严、唤醒民众良知形成了鲜明对比，德国文学在当时被法西斯扭曲，失去了其本应有的自由与正义，反映出不同政治走向对文学的破坏作用，德国陷入了黑暗的法西斯统治，文学沦为了其统治的工具。
在印度，当时正处于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时期，文学也成为了表达民族诉求、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许多印度作家用本土语言和英语创作，描写印度人民在殖民统治下的苦难生活、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以及对独立自由的渴望，像泰戈尔的诗歌就饱含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自由的向往，与鲁迅为唤醒中国民众反抗外敌入侵、摆脱国内压迫有着相似的民族精神内涵，但又因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而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体现出不同被殖民国家在文学上展现民族抗争的独特性，印度文学融合了其自身深厚的宗教文化等元素来传递民族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