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崎弥久上任时，日本正积极扩军备战，准备侵略中国。1894年7月，岩崎弥久与当时日本财界的头面人物涩泽荣一、福泽谕吉等人发起成立“报国会”。“报国会”通过日本媒体向国民宣扬“忠君爱国精神”，要求所有国民为“战胜中国”而捐献一切。当年8月1日，也就是日本正式向中国宣战之日，岩崎弥久等五人召开支持日本政fu对中国开战、筹措军费大会。他们号召：“值此日清开战之际，全国有志之士，要筹措军资，捐献政fu，尽国民之义务。”
“报国会”不但疯狂煽动战争狂热，还为日本政fu发行了8000万日元的军事公债，以当时日本的经济状况，这是个令人目瞪口呆的数字。最终，日本迫使中国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报国会”被称为“居功至伟”。
岩崎弥久在甲午战争中的“功劳”还不止于此。他当时还把自己属下日本邮船公司的轮船交给政fu，负责运兵送粮。日军进攻威海卫之际，“三菱”的船只负责对威海卫清军的部署情况进行侦察，帮助日军成功地攻占威海卫。战后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为表示感谢，将清军主力铁甲舰“定远”号的舵盘拆下来作为战利品送给“三菱”。
岩崎弥久如此的为日本政fu卖命，其实倒并非因为他多么爱国。要知道，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总共有2.5亿日元的临时军费，相当于平时财政收入的2倍以上。这块肥肉，最后全都到了“三菱”、“三井”等财阀的嘴巴里。“三菱”和“三井”发现，一致对外竟可以获得这样多的好处，过去“窝里斗”是如此的愚蠢。从那时起，它们便惟恐一日没有战争。
甲午战争使日本获得了2亿两白银的赔款，日本将这笔赔款中的大部分用于扩军，“三菱”从此走上兵器制造的道路。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在日本先后两次侵华战争中，“三菱”都大获其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积极参与大国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三菱”更是获得了大批订单。其中“雾岛”、“武藏”等战列舰便是“三菱”的杰作。“三菱”依靠军火订单实现了爆发式的成长。
对于“三菱”这样热衷于战争的企业，和平时期当然也不会闲着。他们派出大批情报人员，打着“学术”的幌子，对中国及远东各地区的资源财富进行调查。如今日本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用于发展工业和制造军火的金属，“三菱”的情报对未来的日本对亚洲各国进行有目标的资源掠夺大有帮助。
由于日本两次侵华的失败使“三菱”没有得到预计的高额利润，而随着中国工业的强劲增长，日本生产的工业品被大量的挤出中国及亚洲市场，为了打击中国的经济，帮助日本军方实现征服中国的梦想，“三菱”竟然丧心病狂的从世界各地购买鸦片贩销到中国，与日本政fu、军部、特务机关一起大赚毒品钱。日军的毒化机构——“宏济善堂”和“广济善堂”在华开馆当年即使“三菱”盈利大增，一度成为“三菱”在中国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没想到好景不长，到现在仅仅不到一年时间，便被中国政fu查禁没收。
而美国“大萧条”所造成的世界经济危机，已经蔓延到了日本，日本国内同样爆发了金融恐慌，使得经济一片悲惨，大量工人失业，随身携带“工具”去南洋“打工”成了日本女人的一大选择，这种情形的出现给“三菱”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在这前所未有的险恶形势下，“三菱”又该何去何从呢？
岩崎弥久在画像前伫立良久，他紧紧的盯着画像上父亲岩崎弥太郎的眼睛，仿佛在等待着父亲给自己的启示。
正在这时，会议室的门开了，一个一身黑色西服的人走了进来。
岩崎弥久认出了对方的身份，心中不由得错愕，脸上的肌肉也不由自主的抽动了几下。
“好久不见了，藤田君。”岩崎弥久说道，“你是什么时候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赶回来的？”
来的是日本着名的实业家藤田勇。
“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藤田勇笑了笑，向岩崎弥久深鞠一躬，“我是给岩崎社长带来好消息的。”
“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岩崎弥久笑着上前，替搬过了一张椅子，“藤田君需要我帮什么忙，尽管开口。”
“我是来借钱来了。”藤田勇说道，“事成之后，双倍奉还。”
“噢？”岩崎弥久听了藤田勇开出的价码，不由得愣了一下，“有这么好的事情？”
“当然。”藤田勇笑着说道，“我想，这样一个发大财的好机会，岩崎社长应该不会放过吧？”
“是什么发大财的好机会，您说说看？”岩崎弥久问道。
“上海的房地产。”藤田勇回答道。
“上海是个好地方。”岩崎弥久立刻就明白了藤田勇的意思，点了点头，“不过……”
“‘三井’都已经动手了，岩崎社长可能还不知道吧？”藤田勇知道岩崎弥久的担心，说道，“如果‘三菱’不动手，机会可就剩不下多少了。”
听了藤田勇的话，岩崎弥久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
1933年10月12日，上海，交通大厦，中国交通银行总部。
“这上海的变化，比北京还要大。”杨朔铭站在玻璃窗前，看着远处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感叹道。
“是啊！就拿咱们这交通大厦来说，现在就是亚洲第一高楼，再没有比这更高的了。”梁士诒在一旁笑着说道。
“可我担心，这一场繁华，会因为美国的关系，成为一场空。”杨朔铭说道。
听了杨朔铭的话，梁士诒脸上的笑容不由得一僵。
对于杨朔铭这位年轻的“财神”，梁士诒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他的印象当中，杨朔铭从来就没有说过这样泄气的话，因而他脸上一阵发青，一副心脏病将要发作的样子。
“那么说，瀚之前些日子和我说的那件事，马上就要发生了？”梁士诒颤声问道，向周围看了看，尽管这间大厅里只有杨朔铭和他两个人，但他还是生怕有人知道他和杨朔铭之间的谈话。
“你看看吧。”杨朔铭将一封信交给了梁士诒，说道。
信封里装着的，是远在美国的张雅婷通过秘密渠道以最快的速度转到他手中的关于美国政fu的机密。
梁士诒在看完了信后，已经有些站不住了。
“欧美日本先后放弃金本位币制，原来是如此用心。”梁士诒用颤抖的手将信还给了杨朔铭，“可咱们中国怎么办？难道也要和他们一样不成？”
“咱们中国老百姓现在还不太懂得这币制当中的猫腻，和英美学样，只怕你我都要人头落地。”杨朔铭冷笑了一声，说道。
听了杨朔铭的话，梁士诒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水，作为中国金融界的“梁财神”，他当然知道，杨朔铭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
因为到现在为止，中国一直是银本位国家，而且是世界上唯一的银本位制国家。
从19世纪晚期到1931年，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19世纪20年代早期，金本位制构成了国际货币关系的基本框架。大多数国家可以在要求支付时将通货换成一定数量的黄金并在固定汇率基础上形成跨国联系。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则是唯一一个以白银作为一国货币体系基础的国家，这使得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独树一帜，但并未和这一体系隔绝不通。一方面，在中国之外，白银作为一宗国际贸易商品，其价格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会顾及中国经济，另一方面，中国的外汇交易，也就是银本位的中国货币和外国货币的贸易并不受什么控制。中国的金融市场就这样同世界的白银市场紧密联系起来，中国的汇率也就不可避免的受到国际银价变化的影响。
在世界性的“大萧条”发生后，中国在其中的特殊经历凸显了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从1929年到1933年，世界上多数地方正在遭受严重的通货紧缩的时候，只有银本位制的中国没有经历大规模的物价下跌，因为国际市场上白银的价格相对金本位货币严重下降，使中国避免了“大萧条”最初的两年的不利影响。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世界主要国家逐渐采用金本位制导致白银供应持续增加，白银价格呈现螺旋式下跌，白银贬值所导致的低汇率在大萧条之前长期促进了银本位中国的出口和中国沿海及内陆地区的工业化发展，中国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就开始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到20世纪30年代时中国的经济开放度已经非常高。
国际银价在1929年开始连续四年下跌，其价值几乎跌去了一半。由于中国是银本位国家，银价相对于金价的下降，其作用相当于中国货币的汇率相对于金本位国家的一次贬值，按照金价衡量的中国产品价格比从前更加便宜，从而有利于中国的净出口。在这一时期，当主要西方国家纷纷恢复到金本位时（1929年除了一些拉美和亚洲国家，几乎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加入了金本位集团），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实行银本位的大国，使得自己一定程度上隔离于世界经济的萧条之外，并且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但1929至1931年银本位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短暂繁荣在1931年秋天逆转，到1931年，世界各国因大萧条的冲击而相继放弃了金本位。1931年英国率先放弃金本位制，这一年的9月英镑脱离金本位，1932年日元脱离金本位，1933年美国放弃金本位，此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放弃了金本位，使银价在1932年以后也从下降的趋势转为上升，汇率升值的结果是中国出口贸易1931年后开始急剧下降。
对于银价上涨带来的后果，无论是穿越者杨朔铭还是身处这个时代的梁士诒，都知道得相当清楚。
白银价格上涨一方面将导致中国商品出口竞争力全无，小农经济濒临破产，城市工业萧条，并造成白银大量外流，逐渐形成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大量的资金从实业经济中退出涌进银行和楼市，造成房地产和金融业表面的繁荣，而随着资产价格大跌，表面繁荣支撑起的银行信贷则会陷入资产泡沫的黑洞，房地产的崩盘将剧烈震荡中国的金融市场。
白银大涨——出口受损白银外流——企业倒闭物价下跌——资产缩水——银行信贷抵押资不抵债——房地产暴跌——房租暴跌——房地产泡沫崩溃——金融动荡——银行倒闭——经济危机加剧——社会危机加剧……这危险的一环扣一环，将成为中国头上的绞索，绞杀中国的现代化近程！
“不是有买卖白银的协定么？他们怎么可以就这样的出尔反尔？”梁士诒有些抓狂的大叫了起来。
由于金本位在危机中主要国家的破产，大量囤积于黄金市场的货币资金转入了白银市场，白银的投机造成了银价的剧烈波动。为了稳定世界银价，美国、中国、印度等八个产银或用银大国在1933年7月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签订了一项《国际白银协定》。其中规定美国政fu每年购银不超过3500万盎司，中国则承诺将不出售销毁晚清时银元所得之白银。但是现在一年的时间都不到，美国就违背了它所承担的稳定银价的国际义务。
就在张雅婷发回的情报里，清楚的表明，美国政fu在国会内“白银集团”的压力下，即将准备通过《白银采购法案》。它规定美国政fu要通过购买的方式，设法使每盎司的白银价格提高到1.29美元；或者把白银在美国货币储备金的比重增加到四分之一。这些政策将造成白银的价格快速大幅上涨。对于白银价格上涨可能对中国带来的影响，一些美国人也有异议，但“白银集团”则称：美国的收购白银，将会提高中国的购买力和稳定本国采银业，可以使得西方其他列强在中国采购资源、原材料的负担加重成本提高，美国本土所产为国家所收购的白银还可以在中国购买资源控制中国金融，从而使得作为资源大国的美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优势，可以有效的帮助美国走出危机。在这些看似有理的说辞的推动下，美国政fu已经开始了对《白银采购法案》具体细节的制定。
张雅婷的情报还提到，英国在美国白银政策的压力下，为了自身在中国的金融利益，甚至建议推动中国改变白银本位变成发行纸币，因为中国要发行纸币也必须与金融实力最强的英国和控制白银最多的美国货币挂钩。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想真正做到货币自主，不受制于人，没有特殊的历史机遇，和额外的巨大代价，是不可能成功的。”杨朔铭沉声说道。
“可你刚才说过，那样做是我们都得上断头台！”梁士诒嘶声嚎叫了起来，全没有了当初叱咤风云的“梁财神”的风度。
“凡事皆有两面性，有时候坏事往往能变成好事。”杨朔铭的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丝奇怪的笑容，“梁公知不知道，自晚清以来直到现在，我国的金融其实从来就没有自主过？”
听了杨朔铭的话，梁士诒不由得愣在了那里，他想了想，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看到梁士诒那似是而非的表情，杨朔铭在心里叹息了一声。
这位“梁财神”的学识，其实离真正的银行家，还差得很远。
为了在这个时代更好的发挥自己的力量，杨朔铭深刻研究了中国的金融发展史。按照他的估算，1880年中国的国民收入约为27.8亿两白银，老百姓的税赋约占当时大清帝国的国民收入的3.2。以此税率推算，根据1903年中国的国民总收入约为32.8亿两白银估算，甲午赔款和庚子赔款总计的6.5亿两赔款债务约为1903年国民收入的20，比后世某一时期中国的2.9万亿元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21.6）还低一点。从这一角度看，晚清的财政与国债状况并不比后世的差。所以仅仅从数额上讲对外战败是不会让中国崩溃的。但问题是，由于当时的中国没有现代金融体系及相应的金融衍生工具，中国所有的流通的白银只有6至11亿两，因而在这样的巨额外债下，造成了白银对外贬值的同时对内升值，西方列强的这种货币侵略极大的掠夺了中国的资源，使中国每年外流的财富约达四个《马关条约》的赔款。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一直未能有效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的原因。
让西方列强们放弃这样的巨额利益，使中国获得金融独立与世界金融体系接轨，无异与虎谋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