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元彪紧急动员的时候，李九成父子已经掌握了孔有德的队伍，在吴桥城内外劫掠屠杀，那些辽东的蛮横军士一边在街上随便杀人放火，一边喊着让人呆在家中不得出来，一时间城内城外尸横遍野，生灵涂炭。
李九成父子砸开了监牢，释放了大量的囚犯，这些人中有些是被诬陷的良善，还有一些是抓来的恶人，冲出监牢的囚犯们也加入到破坏的行列，他们无论善恶，第一时间都去杀完了城中的胥吏和官老爷，之前趾高气昂的胥吏们此刻被捉上街头点天灯，一个个惊慌不已，多年来盘剥的钱财也尽数被取走，成了李九成他们造反的资本。
县令和他的师爷们也被叛军抓住，李应元把他们的女眷都抓到一起当场分给了自己的手下，而自己则是猫捉耗子一样戏耍着大明了不得的读书人，直到玩腻了，就全部杀掉然后一把火烧了县衙。
巨大的混乱持续了一天一夜，吴桥城也被折腾的满目疮痍，叛军们才裹挟着一些青壮百姓往东开发。这些裹挟的百姓都成了叛军的伺养（伺候叛军、饲养叛军的骡马，类似于后金的包衣，没有人身自由）。加之收编了一些流氓地痞和犯罪分子，八百人的大军一下子就变成了二千人，浩浩荡荡地往东开去。
李九成等人深知内地明军的堕落，他的八百东江军老兵多是骑兵，就被李九成远远放出在百里内四处烧杀抢掠拉人入伙，尤其是沿着官道破坏各地的驿站，抢夺驿马，造成消息传递不灵，一时间各地风传叛军来犯，各个府县不知多少敌军，更不知敌军何在，只是关闭城门各自为战，每日担惊受怕地看着远处官道。
沿着官道一路上的村镇小县城都被这伙叛军轻松拿下，有着守土安民责任的各地卫所军早就是空壳子，哪里有抵抗的能力，那些千户百户们带着家小奔走逃命，一时间承平日久的山东、河北大地极为震怖，原本暗处活动的土匪响马也纷纷趁乱而起，或投奔或在各地制造事端，搅动地各地官员也不知是兵乱还是民乱，求援告急的文书雪片般地飞向各地治所，千头万绪根本不知道叛军的主力到底在何处。
于是围剿也无从谈起，囤积在各地治所的募兵（明朝中期，为了弥补军户逃亡造成的军力低下，各地开始募军，有专门的月银发放，比如戚家军就是募兵），也是呆在大城之中等待兵部的调集，山东之乱越演越烈。
吴桥叛乱后，叛军遂倒戈杀回山东半岛，连陷临邑（今德州市临邑县）、陵县（今德州市陵城区）、商河（今济南市商河县），沿着山东北部的平原地带，率兵直趋登州。其间，山东巡抚托疾数日不能去解决，说是不能解决其实是内心慌得一笔，根本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活动，等到实在不得已了，才派遣好不容易集结起来的数千人去镇压叛军，这时候派出去的还是卫所系统的地方部队，那些人疏于战阵，那里是如狼似虎东江军的对手，一战击溃平白送了些军资给叛军。时任山东巡抚的余大成大成惊恐万分，于是一下子变成了“主抚派”，极力避免交战，放任叛军往登莱地界活动，只是远远的派出军马在后收拾摊子。
山东大怖，各地都在风传叛军正在临近的消息，一时间大量民众拖家带口往州府跑路，卫所军的苦力军士纷纷逃走躲避战争，那些鲜衣怒马的长官们除了自己的家丁亲卫，一时间竟然难以拼凑队伍出战，只能在各个州府花钱雇人凑数守城。
比起无能的官军，李九成等人搞出来的叛军还是龙精虎猛，除了派出轻骑联系东江旧部一起反叛之外，还到处招罗各地的土匪入伙，那些土匪成天在山中喝西北风，见有攻打县城的机会也是纷纷响应，到处配合叛军洗劫村镇小城，小股小股的土匪裹挟民壮加入叛军，一路上更是势如破竹，越发难以收拾。
或许是王朝末年都是火药桶，或许是山东的老百姓真的受够了官府的欺压，有些地方的农民甚至认为叛军是义军，居然对于叛军攻打县城很是支持，不少人为了获得叛军发放的粮米，居然主动去给叛军打工，还在城破后加入到了劫掠的大军中，最
叛乱的主角孔有德还是被“软禁”着，和平主义者孔有德据说整日以泪洗面，大声疾呼要弟兄们改邪归正，不能一错再错啊。当然这都是满清史学家给修饰过的历史，造反和屠杀的罪名都被安在了李九成父子的身上，没办法，他们在登州攻防战中都战死了，吃满清饭的史学家自然会对孔有德”避尊者讳“，这段历史就成了这个样子，大家是不是也觉得很诡异？
随着叛军逐渐接近登州城，朝廷的意见还没有统一，围剿还是招抚两派在朝堂上争吵不休，各说都有理，但是决策始终没有下来，糜烂成这样，还打毛线啊。这样的决策在崇祯五年正月，孔有德部联合城中的东江军旧部一起贡献了登州治所蓬莱之后还没有下定决心，只是安排大军集结汇集于登莱，形成了包围态势，才开始下定决心剿灭。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整个山东包括江苏、河南的军队才开始动员出征，各种各样的队伍开始向登莱地区集结，一样的是这些套路，这一路上又是没饭吃的苦哈哈军队开始了远征，他们的目标是山东半岛的最南边蓬莱。
历史的车轮再一次转动，原本的历史发展中富庶祥和的山东南部在连片的战火中备受摧残。而张元彪也跟在平叛的大军中向东前进，他们作为第一批动员的卫所军，沿着孔有德经过的路线往登莱方向前进，官军和叛军维持着一种很微妙的距离，双方都没有动手的意思，就是这么追赶着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