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百姓负担是很重的，除了种地的税收外，还有徭役。农民负担的徭役是地方分派，这其中可由地方官员上下其手的地方太多了。
税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这里单说一下徭役。
役就是供驱使的免费劳动力。
役的存在证实了所谓税收低只是虚伪的假象。
役为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开支，大抵是驿站、差役、军役，修建宫殿，官道，挖河等等独属于劳役的一种。政府对他们只提供基本的粮食供应，老百姓的劳动力和技术都是免费供国家使用的。
毫无疑问，这种额外的，作用在人身上的徭役有很多弊端，而且往往加诸于穷人和本分人身上。
这种劳役是属于额外的征派，不定期，又无法抵制，危害远远大于正常的赋税。根据朱祁钰的大致推算，大明一年的徭役银约为1000万两。
因为免费徭役百姓，所以这笔钱就省了下来。
这就等于变相的加征了税。
因为有了役，来源于田赋正税的开支主要用于军事开支，皇亲国戚费用和官员俸给以及朝廷办公用度。
即使是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建设，诸如维修宫殿、修长城这些，开支也是用于为劳动力提供保障生活的基本食物，所以户部被认为不需要支配大笔金额。
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粮食的运输是困难的，损耗很大。大部分的粮食并没有到中央就进行了分配。
到了京师的税怎么用的呢？
明朝当权者，本来就缺乏通过生产性积累扩大社会再生产能力的卓识远见。明代中后期的统治者，只顾消费，不管积累。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占有明一代的三分之一，
先看田赋收支情况:
据一些权威统计，嘉靖时每年田赋收入平均为二千二百余万石，隆庆时为二千四百余万石，万历时为二千八百多万石。其支出是:
第一，地方存留粮约一千万石，其中八百万石作宗室禄米，其余为地方行政开支，80%用来养活越来越多的朱家子孙;
第二，每年起运粮中四百万石折金花银一百万两，少部分作军官傣禄，大部归宫廷消费;每年皇宫消费是大头;
第三，每年槽粮四百万石，供京军、蓟州驻军和中央各衙门官僚消费，养官为大头;
第四，白粮十七万石，供内宫消费;
第五，南京岁费粮一百万石左右，
第六，“九边”岁费军粮三百万石至八百万石。上述六项支出约二千三百万石至二千八百万石。换言之，嘉万之际田斌收入几乎全部用于军事、行政和宫廷消费。
嘉靖二十八年财政收入中银三百九十五万二千七百余两，支出四百零七万八千二百余两，赤字十二万五千五百余两。支出中只有防秋银是用于防治秋季洪水泛滥，竹囤修船银用于潜运，共计九十余万两，其他三百万两的花费均与生产无关。
嘉万时期财政分配数字还表明，在公共消费中，军事消费、宫廷消费和宗室消费比例过大。宫廷消费每年八十余万两，相当于三百余万石本色粮，宗室禄米八百万石，军粮在三百万石至八百万石之间，三者合计一千四百万石至一千九百万石之间，占全年田赋收入百分之六十八以上。
在整个明代，权力阶层对国民财富的贪婪日益不可抑制，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权贵们贪污聚敛金银的规模达到了天文数字。比如太监王振家的赃物是：“金银六十余库，玉百盘，其它珍玩无算；
后期太监刘瑾家的赃物有金银数百万两，其他宝货不可胜记；
权臣严嵩家藏黄金1万3千多两，纯金器皿重1万1千多两、家藏白银201万3千多两；
张居正家藏黄金1万多两、白银10余万两；其政治靠山太监冯保家赃物有金银100余万两，珠宝瑰异以万计。
又由于专制权力的腐败已经充分制度化，所以权贵公开标价售官以聚敛金银。例如严嵩当权时，某举人以2200两银子购得知州一职；某刑部主事行贿1万3千两银子转为吏部主事；各地属官贿赂严嵩的金额在上千万两白银以上，朝中大臣的贿赂数额则多至无法统计的程度。
这些贿赂高出当时的财政收入，官员们的钱肯定不是来之薪水，那么是怎么来得？！！！！
明代后期以后，这种贪婪变本加厉。
所以万历时，采木、织造、宫室等每项弊政都要都耗费白银数百万两，为修造宫室而进口的珍贵木料原定价格是每棵1千两白银，但由于层层贪污，运到北京时的花费已在每棵1万两以上！
贪婪成性的万历皇帝利用一切机会搜刮，仅他生一女儿，即“诏户部、光禄寺各进银十万两“；儿子福王大婚的费用是30万两银子，为他修建洛阳宫室的费用是28万两银子，都超过国家法定数额的十余倍；
由于万历皇帝聚敛的珍宝“山积“、而金银数额以“亿万计“，经手官员可以放胆从中贪污自肥，所以一个这样的肥缺需要行贿数万两白银才能谋到；万历时其他藩王“冠婚“，内廷宦官们同样借机贪污，因此所需银子都在数十万两以上，所需珠宝的银价也有此数。
在天启时情况依然如此，比如仅各地给权臣魏忠贤修建“生祠“所费白银即在几百万两以上。
即使所谓低税的商户也并未有什么可乐的。
明朝商人地位低下，明中叶后统治集团为了购买消费品，政府强迫城镇铺户编入“市籍”，承担“当行买办”摇役，将其经售的商品卖给官府。官府依仗权势，从商品价格、货物交纳、货币支付等各个环节，刁难勒索铺户，使铺户破产(《明代的铺户及其买办制度》)。如应天府铺户，“占籍未及数年，富者必贫，贫者转徙”。北京“有数万金之家，一挂‘四司’铺户，无不荡产罄黄”。统治集团消费与商品经济联系加强，同时也加深了商人的苦难。
统治集团消费的恶性膨胀，必然会导致劳动者消费状况的恶化.
一方面，它把财政收入用光吃光，毫无生产性积累，从而影响了社会扩大再生产，限制了生财之道。另方面，统治集团消费恶性膨胀，财政支出口子越开越大。这是造成了大明中期以后财政危机逐步加深的基本原由。
为了弥补财政亏空，统治者生财无道，加派有策。但这是饮鸠止渴，其结果只能造成消费膨胀—财政危机—赋税如派—社会矛盾尖锐恶性循环的社会问题。在这恶性循环中农民受害最烈。
明末农民战争能以“不当差、不纳粮”、“均田免粮”口号，动员起千百万农民群众绝非偶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明代统治集团腐朽性消费恶性膨胀的产物，也是对明代财政分配制度的否定。
嘉靖后期何良俊说：“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已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
“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这是当时人的说法，没理由不信。
从明代财政收支的主要机构大包银库的记录来看，明晚期太包银库岁入白银是呈上升的趋向，如1570年是230万两，1577年增至440万两，以后的40年保持稳定，每年平均约在300万一400万之间，1618年是600万两，1630年增至900万两，1631年增至1220万两，1639年增至2000万两，1642年增至2300万两。
这种持续不断的增长，也应归功于明后期“一条鞭法”的逐步推广，以及名目繁多的加征，加派;
70年间税收增加近10倍，要知道这时期明朝人口趋势是减少，也就是是说纳税人口减少而税收增加10倍，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出明朝的灭亡和税收的关系了。
而且，明朝武宗时期刘瑾的家产，大概是黄金3360公斤、白银725万公斤。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也提到刘瑾有黄金250万两，银5千余万两，他珍宝无算。
于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既然十倍于明代岁收入的财富能够被刘瑾大贪官据为己有，当朝皇帝要搜刮到同样数量的财富，难道会很难吗？
这些金银珠宝出自哪里？难道不是出自于百姓身上？！！！
于是我们大抵明白，明朝时期的一年赋税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财政全部年收入”，甚至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百姓所承担的压力，也绝不仅仅是法定的税赋和劳役而已，否则也不会有人说：“田土无等第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积重难返之害。
所谓“赋税低“完全是虚幻的假象。
朱祁钰之前为什么要连发两道圣旨大赦天下，因为一道是免了法定的税收，另一道则是同样繁重的徭役，就是因为这本就是两档子事。
所以，不要相信电视上看到的所谓的大赦天下免税三年什么的，那不过是免去了其中的一道税，还有另一道没有免，而且因为免了第一道正税，役税或许更加繁重。
不然，朝廷哪来的那么多钱作为一年的各种开支消耗用度去。
朱祁钰也想一步到位，将徭役彻底废除，但是现阶段还不行。出钱雇佣百姓代替徭役早已经悄无声息的开始了，这种事情只能慢慢的引导，慢慢的去做，去改变。
一下子彻底废除，以现如今大明的财政状况，还不足以让他这么做。
不过，随着大明国力的逐渐恢复，各种改制措施的初见成效，在三年免徭役之后，或许就可以直接废除徭役了。
至于农业税，还真的不行。
或许，真的要等到工业化进程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上才行。不然，贸然废除农业税，可就是弊大于利了。
农税和徭役地方官员可以上下其手的地方不少。
商税更是重灾区。
在明朝，各级官员都将商人看作是一块肥肉，都想啃一口，行商所到之处都要交税。有时候，对商人的税收几乎达到了规定的数倍之多。
不仅如此，商人的货物也会被随意扣下。甚至于，商人自己的行李都会被无情的收走。这些税收都是当地官员打着朝廷官府的名号搜刮，其实都落入了自己的口袋里。
本来，朝廷设立巡检司就是为了打击犯罪的，但是这些官员却成了勒索商人最直接的罪魁祸首，最终成为了朝廷颁发许可证的强盗。如果商人不敢规定给他们上供，那商人也就不用在行商了，罚都能罚死你。
明中期，皇亲国戚，达官显贵都会通过种种手段，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和行商必要的道路上开设许多官店和皇店，他们依靠自己的权势，逼迫普通商人缴纳所谓的税收，从而抢占商机，垄断贸易，获得高昂的利润。
这些达官显贵根本就不把朝廷法度放在眼里，私自抽税加税，
原本历史上的景泰二年，有一些无赖谎称自己是某某大员的亲戚，强行拦截商人，收受高额税收。一旦不从，就会送入官府，暴打一顿，甚至人财两空，赔了财货又丢了性命。
除了陆路，水路同样如此。
商人们要带着土特产孝敬各地官员，因为水路上是由闸门的，也就是宣德年间增加的钞关税。若不能满足这些官员，就不要想通过了。
本来，在明朝中期，我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可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如此高昂的税收下，这些萌芽被朝廷官员璀璨的一干二净。
一个国家想要富强，商业发展才是必经之路，种田只会越来越穷，当商业发展到了高度到了一定的地步后，种田才能赚钱，百姓也才有种田的积极性。如今，不过是为了果腹而已。
现如今，随着朱祁钰接连不断的动作，无论是商税还是农业税，徭役，都已经有了客观的改变。贪官污吏，皇室宗亲，皇亲国戚等一些害群之马和朝廷财政消耗的重灾区也都纷纷清除，大大的缓解了如今财政紧张的局面。
相信随着新一批法令和相关政策的实施后，大明的整体环境必将得到极大的促进和良性的发展。
这也算是为接下里大力发展工业化先期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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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决定着他的眼界，这也就是民间所谓通俗的说的屁股决定脑袋。
朱祁钰身为大明的皇帝，眼光自然是放在全国，看的都是大明上下各种弊端和问题，然后方才能因才适用的进行改变，让大明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去发展。
至于其他人身处的位置不同，想法和眼界自然也不同。
其他的人不说，西番的各地方藩镇此刻看到的则是大明的强盛。
土木堡一役，让大明尝到了自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大败，二十万精锐大军全军覆灭，朝中文武百官死伤无数，就连皇帝都成了俘虏。那时，他们在震惊的同时也看到了大明的由强转弱，一些心思活跃的自然不免有些其他想法起来。
不过，还没融一些有异心的藩镇付诸行动，瓦剌和大明的第二战京师保卫战爆发了。
无数人都在等着看最终的结果，也为接下来的行动做准备。
大明胜了，他们自然安分守己，继续做着以前扮演的角色。大明败了，他们可就转身撕去了伪善的外衣，变成了豺狼，参与瓜分大明的行动中去。
无论胜败，对他们来说都没有什么损失。
他们虽然依附大明，成为了大明朝廷钦封的地方藩镇官员，实际上却是各自为政，俨然的土皇帝。
本以为以瓦剌也先的强大，攻破大明的京师，灭了大明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哪成想，即便是在失去了二十万精锐，有没有了皇帝，大明依旧展现出了他身为大国强国的底蕴。不但在皇帝被浮后立即由另立了新皇帝，有举全国之兵打败了不可一世的也先，让本来风雨飘摇，眼看着摇摇欲坠的大明瞬间又屹立不倒。
大明和瓦剌爆发的京师保卫战的结果让西番一众藩镇大吃一惊，十分的意外。
也先有多强大，别人不知道，他们身经常受其侵扰的藩镇自然知道的一清二楚。
东击兀良哈，西攻哈密等关西七卫，也先的强大和强势让人敬畏瓦剌和鞑靼等蒙古各部族无人敢锋其樱。
可就是这个震慑四方，有让大明差点灭国的也先竟然没能一举拿下大明京师，反而损兵折将，大败而溃。如果不是当时他的手上有大明被俘的皇帝为质，甚至都不能出不了大明的边境。
面对即便是遭受重创，依旧让人不可撼动的大明。一些原本有些蠢蠢欲动的藩镇如同九冬寒暑被人当头浇了一桶冷水一样，瞬间清醒了过来。
特别是前不久大明不声不响中一举灭了土鲁番以及关西七卫等蒙古部族卫所，更让他们浑身冰冷，惊恐万分。
大明的强大再次让他们震惊。
不过，大明好像并没有要对他们动手的意思，这让他们放心不少。同时，他们后怕不已，也庆幸不已。
如果当初也先进攻大明京师时一时按耐不住聚兵侵犯大明，这个时候恐怕已经步了关西七卫的后尘了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