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丽江三义机场驱车大约两个多小时，就能来到一座名为华坪的小县城。
这里和其他偏远山区的小城并没有太大区别，没有高楼大厦，没有灯火璀璨，来自26个民族的百姓们在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维持着平静而又普通的生活。
今天杨守安和周清茹会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欣赏鲤鱼河的壮丽风景，也没有想过要到世界最大的芒果种植园品味瓜果之香。
两人一路无言，怀着敬仰之心穿过崎岖的道路，去拜访一座真正的“大山”。
“杨总，周总，前面就是华坪女子高中了，这个点张校长应该还在上课，我们要不先到食堂吃个便饭，稍作休息再做安排。”
开口说话的男人三十多岁，穿着白白净净的衬衫，受县里指派全程负责安茹服饰和华坪女高共建活动的接待工作。
小巴车里满满当当坐了十几个人，除了杨守安和周清茹之外，还有公司里的多位核心员工。
所有人都穿着朴素的运动服装，云南的太阳才过半日就晒红了脸颊，让大家褪去了上海写字楼的“精致得体”，多了些还淳返朴的味道。
“没关系，孩子们上课最重要，就先在校园里走走看看吧，说实话，能见到张校长已经是我们的荣幸了，可千万别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学工作。”
杨守安的话没有半分“恭维”的意思，只因在他看来，待会要见到的这位张校长才是真正敢于向命运叫板的“时代楷模”，是屹立于群山中的“巾帼英雄”。
今天这场拜会，可以说是蓄谋已久。
随着在全球范围内的各项业务稳定增长，安茹服饰的运转也趋向于标准化，作为创始人的杨守安和周清茹也终于有时间腾出手来，把心心念想要做的公益项目重新启动。
之前周清茹还在西菲尔集团工作的时候，负责过一个名为“山花烂漫”的项目，主要内容就是通过特色服装的公益销售来资助全国各地山区的留守女孩去完成学业。
后来由于罗毅的干涉，她被迫退出了项目小组，整个计划也因为缺乏资源支持而不了了之，就此成为了心中的一大遗憾。
同样作为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多年来杨守安和周清茹一直想要通过自己的力量做些什么，但苦于当时的安茹羽翼未丰，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很多设想都没能真正落地。
如今安茹今非昔比，杨守安他们也终于有了帮助别人的能力，于是“山花烂漫”就成为了第一个被“复活”的公益项目。
说来好笑，当初西菲尔搞了一大堆所谓“回报中国社会”的公益活动，结果到头来连个商标都没去注册。
杨守安和周清茹也不嫌弃，直接拿过来就用，一字未改，“山花烂漫”正式成为了安茹服饰推出的第一个全公益性质子品牌。
品牌建立后，周清茹带着几个志同道合的设计师，把之前存在电脑里没有上交给西菲尔的设计稿统统找了出来，依然以“山川大河”为核心元素，重新设计了一整个套系的服装。
阿四亲自负责品控，全系列均使用安茹独立创新的高科技面料，并且融合了多项传统非遗技艺，在全渠道上市后立马就引发了抢购热潮。
账上有了钱，杨守安和周清茹就开始琢磨着怎么才能回馈大山，不仅仅是通过给慈善组织捐款，而是更加切实有效地为偏远贫困山区里想要改变命运的孩子们做点什么。
他们做了很多的尝试，比如去山区投资建学校，比如成立专项公益基金定点资助山区孩童的学费等等。
所有的努力都取得了效果，但由于经验不足，期间也闹出了不少乌龙和误会，甚至在网络上还流传出了一些负面舆论，指责安茹就和之前那些外资企业一样，打着做公益的旗号往自己脸上贴金，本质上就是利用国人的同情心来牟利。
如此评价落在耳朵里，自然是让大家伙都不好受，“山花烂漫”品牌的主要团队更是士气低落，所有人一时间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怎么做才是对的。
后来在一次无意间和白鸽的闲聊中，杨守安和周清茹得知了在云南丽江的大山深处，有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正在致力于帮助因为贫困和观念不公而无法上学的女孩们。
尤其是当听到那句“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的誓词后，两人深深地为之震撼，并且萌生了想要找创办这所女高的张校长“取经”的念头。
“或许以张校长的远见卓识，能够为‘山花烂漫’指出一条明路。”
这是此时此刻坐在颠簸的小巴车上，看着窗外翠绿青山飞速掠过的杨守安最真实的想法。
山里的落日总是那么鲜艳多彩，直到傍晚时分，杨守安一行才终于见到了张校长。
她的身材并不挺拔，甚至有些瘦弱，戴着黑框眼镜，穿的是已经褪了色的棉服。
周清茹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对张校长的描述——“她的面相看着特别苦，又很慈悲，有点像菩萨。”
如今亲眼见到，才觉得这话说得极感性又极准确。
这是一张布满了风霜的脸，云贵高原的阳光让它黝黑，无数次的蹙眉赋予它褶皱，一双眼睛里又总寄托着怜悯与希冀，总像是流露着悲悯。
还没等张校长走近，杨守安就迎了上去，他把身子放得很低，一如当年在云阳村里搀扶着腿脚不好的老书记过河那样。
“不好意思啊，今天下午的课排满了，让你们等了这么长时间，都别站着了，快坐。”
张校长的声音有些沙哑，连走路的样子也能看出身体并不好，但她还是尽力露出笑容，像家长一样招呼着杨守安他们坐下。
由于华坪县里已经提前把安茹服饰的情况做了告知，所以会谈进行得格外顺利，张校长知无不言，把女高这些年发展的经验倾囊相授，听得安茹员工们连连点头。
杨守安和周清茹在度过了一开始的紧张后也打开了话匣，把“山花烂漫”现在遇到的困境直接和盘托出，尤其还说到网络上的那些“恶语中伤”，言辞间的委屈竟是让张校长都跟着感同身受。
张校长并没有直接回答杨守安的问题，而是讲起了自己创办华坪女高前的故事。
那时候她还是民族中学的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却发现了一个现象，班里的女生经常读到一半就不读了，她觉得奇怪，于是就一个一个去山里找。
在此过程中，她一次又一次见识到了大山中的贫穷和愚昧是多么可怕。
有学生家里家徒四壁，父亲酗酒，母亲生病；有学生还未成年就被家里订下婚事，准备出嫁；有学生临近高考突然辍学，被扣在家里干活，弟弟却被送到城里上学。
更有极端的案例，女孩的妈妈在山里干活，被陌生男子拽了衣服，结果夫妇俩因羞耻感双双上吊自杀，留下两个孩子成了孤儿。
张校长又生气又心痛，不顾自己刚大病初愈的身体，拼着命一边教书一边往回找孩子。
而也是同一时期，扶贫先扶智的想法在她的心中愈演愈烈。
“女孩子受教育的话，也许可以改变三代人”，这便是张校长创办女高的初衷。
为了筹钱办学校，张校长跑去昆明“化缘”，她请工会的人将她的身份证、劳模证明、获奖记录、报纸报道都复印了，带着资料上街募捐，或者说是“当街乞讨”。
路人不明所以，说她“好手好脚不干活，戴着眼镜出来骗人”。
在那四年间，她一边迎着诸多的不解和难堪筹措资金，一边学着接受身体逐渐患病衰弱的事实。
华坪女高从建立之初就是一所全日制的寄宿学校，学生每周只有三小时的假期，每顿饭要在10分钟内吃完，剩余的时间都用来学习。
青春期的姑娘们在校的三年里需要剪齐耳短发，穿统一的红色校服，玩手机聊闲天多数情况下都不被允许，偷偷藏零食是有可能被退学的大事。
规则都是张校长制定的，学生们对这个严厉的校长又爱又怕，成绩下降要被骂，不注意听讲要被骂，打扫卫生不认真也要被骂，胆子小的学生几乎不敢抬头跟她对视，远远看见她心里就开始打鼓。
如此严格的管教自然带来了“流言蜚语”，有人管女高叫“女子监狱”，有人觉得这种用时间换成绩的做法过于偏激。
社会上批评的声音多了，就有领导找到张校长，说能不能换一种更加温和的方式来管理学生。
张校长从来不做解释，只说早早结婚生子是多数大山女孩们既定的命运轨迹，而在女高里吃的这些“苦”，是唯一能够挑战并打破这种轨迹的钥匙。
十年如一日，拿着喇叭的她是严厉的校长，放下喇叭就变成了温情的妈妈。
张校长每年都会带着新到学校的老师去家访，一千多名学生的家庭，他们一家一家走。
她早就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观察方法，顺手掀开锅盖看看锅里有啥，摸摸床上的被褥，再问问这家人收成如何，心里就有了数，只要是见没有她自己过得好的，她都要管一管，有时候直接把身上的钱和衣服就留下了。
“你们只管问心无愧，别人怎么说是别人的事情，大山和大山里的孩子一定会记住你们的善良。”
这是张校长给杨守安和周清茹的建议，也是她辉煌一生的缩影，当清晨的阳光洒落在半山腰的华坪女高，那个握着喇叭的身影虽逐渐伛偻，但唱着《红梅赞》的女孩们却永远年轻。
山的外面并非只有高山，还会有蔚蓝的海，壮丽的高楼大厦和光明的未来。
返程的小巴车十分安静，但所有人的心中都有着一股情绪在轰鸣。
路很颠簸，但杨守安和周清茹紧紧握在一起的手却始终未曾分开，女高学生们的今天又何尝不是他们走过的来时路。
不惧碾作尘，无意苦争春，以怒放的生命，向世界表达倔强，他日蓦然回首，必是山花烂漫。